佛教中有句話說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佛教重視的是人的內心和道德，最終超越生死和苦、斷盡一切煩惱，得到究竟解脫。但著名文學家魯迅卻寫道“放下佛經，立地殺人”，這是為什麼呢？本期宗教資訊為你揭曉。
清水安三1891年出生於日本滋賀縣，中學時皈依基督教。1917年，清水安三進入中國傳教，並從事貧民啟蒙教育。1921年，他和妻子清水鬱子在北京朝陽門外創辦“崇貞貧民攻讀女校”（即崇貞學園），同時在日文版《北京週報》擔任記者。約在1921、1922年，清水安三結識了魯迅、周作人兄弟。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拜訪魯迅時的情景。”清水安三晚年回憶：“嚴格地說，當時我不是專程去拜訪魯迅而是去拜訪周作人的……這時，一個鼻子下蓄著黑鬍鬚的中年男子從西廂房掀開門簾，探出頭來說：‘如果我也可以的話，就進來吧，我們聊聊’。於是我進了房間與他進行了交談，沒想到這個人就是魯迅。”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考證，清水安三的確與魯迅、周作人兄弟相識，與周作人的關係要更為密切。自1922年4月10日起，清水安三的名字多次出現在周作人日記中，或清水君前來拜訪，或周作人“至清水君宅”，清水安三還一度在八道灣周宅小住。
清水安三的名字首次出現在《魯迅日記》裡是1923年1月20日：“晚愛羅先珂與二弟招飲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也來”。第二次是1923年8月1日，“上午往伊東寓治齒，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館小坐”。魯迅、周作人兄弟鬧翻後，魯迅要搬家，託清水安三借搬家用的車子。
魯迅定居上海之後，和清水安三亦多有往來，經其引介結識內山書店老闆內山完造、日本作家增田涉等。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黃喬生告訴南都記者，1931年是魯迅和清水安三的第二個密切交往期，推測這幅十六字書法應是寫於1931年前後。
這幅書法既無上款，落款也無日期和鈐印，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經，立地殺人”十六字讓黃喬生覺得眼熟。1996年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出版的《魯迅研究月刊》上，曾登載李思樂的《由魯迅的一張明信片想到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文，文內提到魯迅將十六字佛偈寫在一張明信片上寄給清水安三。
發現這張明信片的是中國文學研究者飯田吉郎。在編撰《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文獻目錄（1908—1945）》一書時，飯田吉郎無意間發現了這張明信片。十六字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教，立地殺人”寫在明信片上，由魯迅寄給“上海市徐家彙清水安三先生”，“是用漂亮的毛筆字寫的，無日期，郵戳也模糊不清。”飯田吉郎說。在明信片的正面還有手書“應需回信”四字。
但飯田吉郎所述明信片上的佛偈後一句“放下佛教，立地殺人”，與掛軸上的“放下佛經，立地殺人”有出入。在掛軸裡，“佛教”被改成了“佛經”二字。
關於這個訛誤，學者陳子善認為，可能是飯田吉郎在抄錄明信片內容時抄錯。黃喬生推測，應是清水安三在收到明信片後向魯迅去信索字，魯迅重寫時改寫了行文。但尚無確切考證。
“放下佛經，立地殺人”語出何意？“放下暑刀，立地成佛”早已為人們耳熟能詳，“放下佛經，立地殺人”則意味陡轉充滿戾氣。魯迅當時為什麼要寫這十六字佛偈送給清水安三？
黃喬生表示，清水安三和內山完造都是基督徒，在他們和魯迅過從甚密的階段，必然談到信仰的問題。我想他們也會談到中國有很多人信佛，但有些也信得不太真，不是篤信，而是作為招牌、幌子。魯迅曾經寫過一首詩送給內山完造：“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有病不求藥，無聊才讀書。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
這首詩和寄給清水安三的四句佛偈有對應關係。大概當時的政界高官們也是假信佛，實際上很不仁慈的。一到失敗的時候，他們就下野了，遁入佛門了。現在是下野了、信佛了、出洋了，可他們隨時又可能放下佛經，再來當軍閥殺人。
這幾句話原本出自一張明信片，但飯田吉郎並沒有刊登明信片的照片，現在我們也還沒見過這張明信片。在沒有見到明信片的情況下，《魯迅全集》（2005年版）卻已把它作為真實的魯迅軼文收錄了。五六十年代魯迅博物館曾在全國範圍內徵集，當時許廣平還在世，日本朋友也捐了一些。不過現在這種情況越來越少了。前幾年也有日本人將魯迅寫的詩的條幅捐獻給上海魯迅紀念館，當時日本人住在上海日租界，對那裡有感情。
【結束語】魯迅對社會的諷刺、斥責、揭露是很有意義也很傳神的。現在也有人忽左忽右。魯迅從原來兩句佛經裡，翻過來一說，就把現象揭示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