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心知性”與自我拯救

　　《孟子·盡心上》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則知天矣。”由“盡心”而“知性”，再到“知天”，這個順序很耐人尋味。按照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天”乃人之為人的根據，它落實到人便表徵為人性。人們只有返回到自己的內心，透過自我覺解和覺悟，方能體認並把握住這個人性。這是人的道德人格自我成就的基本理路。

　　儒家講“盡心知性”，佛家禪宗則講“明心見性”。說法雖有異，其道理一也，它們都是強調擴充人的本己之性理。人生在世，不可能不遇到各式各樣的誘惑和干擾。這正是傳統文化之所以教育人們為什麼要加強心性修養的原因所在。所以，孟子主張人要“求其放心”；莊子則講“哀莫大於心死”。宋儒陸九淵亦強調“發明本心”、“切己自反”，指出：“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先哲們千言萬語，無非都是在強調人應該須臾不忘反省自己，使之迴歸至自我的本然之性、固然之理、當然之則上來。這樣的“我”才是那個真實的“我”，而不是那個丟魂的“我”。

　　無論是“盡心知性”，還是“明心見性”，所知、所見者歸根到底均不外是人性之理罷了。誠如孟子所言，這個人性之理非“外鑠”也，而是人之所以成其為人的內在根據，它植根於人的本然處。但是，隨著現代科學時代的來臨，從科學認知的角度看待一切，成為現代人的一種普遍的偏好。人們不僅喜歡拿科學眼光審視宇宙，而且願意拿科學眼光審視人生。在科學視野內，“人”就不能不淪為一個普通的生物學事實。如此一來，中國古代先哲孜孜以求的那個“人性”之“理”便不可避免地遭遇遮蔽和陷溺了。

　　科學在其方法論上有一大特點，就是還原論思路。因為科學解釋的基本路數，無非就是把研究的物件當作結果，然後去追溯造成這種結果的那個原因，進而建立二者之間的函式關係，並用數學語言加以刻畫和肯定。拿這種方法去研究“人”的時候，人的性理就被還原為倫理，而倫理又被還原為心理，心理進而被還原為生理，生理最後被還原為物理。經過這樣一系列的還原，這一端還是“人”，另一端卻成了“物”了。人的物化正是緣此而發生。

　　按照這種解釋思路，我們總是把人的行為歸咎於生理原因，而不再去尋找道德原因。它固然緩解了人們的道德焦慮，但客觀上也縱容了人的為所欲為。壞人不再是“壞人”，頂多是“病人”罷了。因為人們總可以把他的敗德行為歸因於生理的偏差或生物學本能了事，無需追究其品德上的瑕疵。既然是“病人”，我們不僅不能譴責他，相反卻只能同情他。這也恰恰是今天的敗德之人之所以在做完壞事後還能理直氣壯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一語境中，羞恥感蕩然無存。

　　記得我在媒體上曾見到過一個死囚，他在接受採訪時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並未做什麼懺悔，有的只是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邏輯來替自己辯護，令人慨嘆不已。這一個案從反面說明，人的行為無論好壞，固然都是有原因的，甚至可以找出生物學和生理學基礎，但並不能因此就有了拒絕從道德上加以考量和評判的豁免權。

　　所以，一個人如果不能時時反躬自省，而是一味地著眼於外部環境和外在的理由，就會遠離自己的本心和本性，它帶來的不是行為的放縱就是自欺欺人。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把其中的道理說透了，關鍵在於我們現代人還有沒有聆聽的虔敬和耐心？

　　按照現在的科學方法論，我們總是把人的行為歸咎於生理原因，而不再去尋找道德原因。它固然緩解了人們的道德焦慮，但客觀上也縱容了人的為所欲為。壞人不再是“壞人”，頂多是“病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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