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之後，金溪被譽為“理學名教之區”。謂之“理學儒林裒然冠江右、忠賢相望，人文竟爽”，大有讀書藏書之風，以致萌生了刻書業。滸灣的書鋪街在明清時期成為江西雕版印書的一箇中心，產生了“臨川才子金溪書”這句民諺，“金溪書”成為了贛東地區的一個文化品牌。據北京琉璃廠有關文獻記載，最早在琉璃廠擺攤售書的就是江西金溪人。清嘉慶道光間京城書肆也多為金溪人所開。
“金溪書”既指金溪雕版印刷的昌盛與名望，其實也包含了金溪藏書的規模與質量。金溪史載最早的藏書處可算唐中和二年（882年）何仙舟棄官隱居疏山，建仙舟書屋以讀書著述自娛。其藏書詳情無載，但後人因此而稱此處為“書山”。北宋時柘崗吳氏讀書堂，是王安石舅家藏書處，安石舅舅吳蕃“有詩數百篇傳誦閭里”，他“出靈谷詩三十二篇”請安石為序成書。南宋時，青田陸氏一家兄弟互為師友，精研典籍，其藏書樓為槐堂和梭山老圃。當時謫居撫州的吏部員外郎許忻，藏書萬卷，年青的陸九齡兄弟曾登門拜謁求教，深獲許忻讚賞，“盡以當代文獻告之”（一說贈之），九齡“自是益大肆力於學，翻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可見在許忻的指點幫助下，青田陸氏極大地豐富了藏書，不但有諸子百家，還有陰陽五行等雜著，而且注意了當代文獻的收藏，這在藏書史上很有見地。
元代金溪蘆河於廣，“博通書史，其老屋數間，環以修竹，藏書數千卷，嘗自言曰：‘餘得耕先世薄田，讀先人遺書，天之與我厚矣。’自稱書房為‘木阜山房’，人稱木阜先生”。著書甚多，有《廣成娛志》、《木阜集》等等。危素志其墓。縣城學者王頤貞築“頤齋”、“笈書盈戶”，其孫王英弱冠讀書於此，為明永樂年間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為當時書法大家。
明代金溪藏書樓數量增多。雲林峰下有陽穀書院、城西有明谷書堂，都是“擁書萬卷，經史百家皆在焉”。學者可“朝夕老樹新篁之下，漱其芳澤”任由研讀。溪南東石書屋，王蓂（字東石）所建。王為正德六年進士，官居禮部主事及浙江提學副使等，後“辭官不赴，杜門讀書二十餘年”。為辨陸學非禪，著《大儒心學錄》、《東石講學錄》等。城東有寶山書屋，為聶庭璧所築。聶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直隸華亭知縣，曾“擢進單寒董其昌”，為巡撫海瑞器重，後任山東兵備副使，致仕後“歸讀寶山”。
清代金溪印書業漸盛，書鋪作坊林立，作坊主人的藏書急劇發展起來，他們中一部分人既是書商又是學者，既以書為業，經商致富，又以書為樂，藏書玩書。甚而著書立言，形成清代（尤其是清中後期）金溪藏書界的一大特色。
清代金溪藏書樓主要有：
王有年研山樓。王有年，縣城西門人，字惟歲，又字硯田。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廣西思州府推官、山東陽信知縣。後不願為官，“以病告歸，購書數千卷，嘯詠夷猶有終焉”。他從康熙元年（1662年）起以個人之力獨修《金溪縣誌》，歷十個寒暑於康熙壬子年（1672年）而書成。置於研山樓，“世有識者，聽其索觀”。王有年和清初大收藏家周亮工為摯友，經常往復切磋。亮工世稱櫟園先生，為金溪櫟園周家人（今屬合市鎮）。明清時期金溪書林有周氏刻書，數量不大，紙墨精良，就是櫟園族中之出版物。
蔡上翔存是樓。蔡上翔，字元鳳，別字東墅，縣城東門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授四川東鄉知縣，以母喪解官歸田不復出仕。其“為文縱橫馳驟，不拘一格”，是當時知名學者。上翔所居東墅書屋現仍存，但破敗不堪。位於進士第東側，乃蔡上翔晚年居家讀書著作之處。書屋僅方丈，門額上有蔡上翔手筆“東墅”二字，原先這裡茂林修竹，山泉潺潺。內有藏書樓，名曰存是，“藏書萬卷，囊括古今。”其《東墅文輯》三冊，不分卷，牌記上注“存是樓藏板”，可見蔡氏亦雕版印書。
徐氏硯雨樓。金溪印山上源徐家徐昱，字捧曦，家貧，後發憤讀書，於乾隆三十三年中舉，授湖北宜都知縣。督修萬城堤有功，擢沔陽知州，兼攝宜城縣事。其孫奏鈞在家築花園一所，栽羅漢松，植紫荊樹，鑿池種竹，又於園中建小樓一棟，題額有餘地齋，樓上題匾硯雨樓，即為藏書樓。藏書按千字文（天地玄黃等）分類編號上架，每年六月曬書，足足要忙一個月。由於上源徐家地處靜僻山區，故硯雨樓藏書躲過了清末民國的風風雨雨，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年，徐昱的六世孫徐善男手中之書仍有24大書箱。後來縣文化館徵集了一部分，分裝幾部土車推走，剩餘的於“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被焚。據其家人講，那時“破四舊”，家裡厄運當頭，壓力如山，嚇不住，只有自己暗中燒書，足足煮了十多天飯，還要煮豬食，連紙灰都搗爛，怕被別人看到。有餘地齋及硯雨樓二匾亦毀於其時。
王麗南見山樓。麗南，人稱二離先生，乃王有年族中後輩，為光緒年間金溪名宿，以明經設館授徒，從遊者皆一時俊彥。其藏書樓曰見山樓。見山樓藏書約2萬餘冊，土改時散失。一部分被縣文化館徵集送省文化局，據人回憶，當時用挑老糠（即穀殼）的籮，一擔擔挑下來，一部分作廢紙賣給南貨店包豆豉。有一中學老師曾上樓揀書，揀了一大堆“寧都三魏”和李漁的“閒情偶記”等等，可惜他後來成了右派，這一箱書也毀失不存。民國時尚存的“見文如見山”的《見山樓集》是二離先生的詩文集，現已難覓蹤影。
除文人或退休閒居的官員的藏書樓外，還有書鋪作坊老闆的藏書樓。民間作坊的藏書，是藏書文化的一個部分。印書業的興旺，助長了藏書樓的發展，反過來藏書樓對善本、珍本、孤本的追求，又為印書業的發展提供了底本和範本。
趙氏紅杏山房。創始人趙承恩，字省庵，滸灣人，咸豐、同治、光緒朝三次被薦舉為孝廉方正，皆不就。晚年應聘主講章山書院，學養深厚，著述宏富，為贛地著名學者。其著作有《周易緒言》、《詩注辨誤》、《訓徒瑣言》、《性理拾遺》、《省庵初稿》、《紅杏山房文稿》等。為了便於著述付梓行世，創辦紅杏山房。一邊刻書銷售，一邊藏書自娛。從咸豐朝到清末，紅杏山房刊刻了大量的撫州鄉賢遺著。如《撫州五賢合集》、《江宜笏詩文存略》、《陸象山全集》、《湯文正公全集》、《西沱蠢遇錄》等。吳草廬（吳澄）、吳康齋（吳與弼）、吳疏山（吳悌）、陳明水（陳九川）等撫州知名學者的文集均有雕版刊行。紅杏山房所刻印的《趙氏藏書》、《漢魏叢書》等等均為多種多卷本的大型叢書，素為學者所重。紅杏山房藏書樓落成於光緒甲申年（1884）春三月，當時撫州知府鍾澤生曾記以文。
謝氏舊學山房。為滸灣謝甘盤所築，謝稍晚於趙省庵、亦嗜書成癖，廣羅舊刻版本，精心校印，其刻印本《天傭子全集》、《太平寰宇記》、《謝文貞公文集》等素為學界所重。現舊學山房已成民居，仍存於滸灣書鋪街。
吳氏三讓堂。三讓堂書局為清乾隆初年城湖吳會章在湖南衡陽創辦，道光六年（1826）又在湖南長沙開設分店，同時在金溪老家亦建三讓堂，刊售書籍兼而藏書。清末書業蕭條，衡陽書局先罷。長沙書店由族中幾人合資經營，勉強維持到民國24年（1935）終於倒閉。本地三讓堂亦漸歇業。吳會章字寬士，客遊楚湘，喜書籍，遂以書肆為業。“梓行經史子集，鏤板堆積如山”，他與兒子都“知書識禮，廣交遊，結納名俊，終日與人探討剖析古今典籍、野史稗乘毫無倦容。”吳氏三讓堂自創訖止，垂二百餘年，其藏書後星散在族人手裡。所印書籍如《韻府群玉》等海內推為善本。山東淄博蒲松齡紀念館有三讓堂刻本《聊齋志異》。
餘氏大文堂，為竹橋貢生餘鍾祥兄弟於嘉慶年間開設於滸灣鎮。竹橋讀書風氣濃厚， “覃思博覽，寒暑不輟”。大文堂藏書廣泛，無所不收。該地有餘振之者深研其各種藏書，纂輯諸子百家，文詞詩賦，岐黃星相，浮屠堪輿，天官律歷之說，刪蕪增缺，合成《萬理統宗》一書，凡九十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書也多散失，據村民說，中國書店曾幾次派人上門收購，均有所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