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
三曹：指漢魏間曹操與其子曹丕、曹植。因他們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學上的成就，對當時的文壇很有影響，所以後人合稱之為"三曹"。
曹操是建安時期傑出的文學家和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開創了建安文學的新風氣，風格清俊通脫，代表作有《龜雖壽》、《觀滄海》、《短歌行》等。
曹丕擅長詩文及辭賦，其名作有《燕歌行》、《與吳質書》等，其中《燕歌行》全詩均用七言，句句押韻，在中國七言詩的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是第一首可以考證的七言詩。
曹植是第一個大力創作五言詩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詩的發展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標誌著文人五言詩的完全成熟，他的散文和辭賦也表現出了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有《洛神賦》美不勝收、《與吳季重書》和《與楊祖徳書》是兩篇有名的散文詩札。
儒家學說作為中國思想文化重要源頭，是在春秋末期社會大變革和“學術下移”的過程中，由孔子首先創立的。面對當時“禮壞樂崩”的局面，儒家標榜“仁”、“義”，主張“克己復禮”，企圖透過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重建一種像西周那樣的等級有別、尊卑有序的理想社會。
儒家學派創立後，曾一度與墨家並稱“顯學”。但是，因為儒家學說既沒有縱橫家的捭闔之功，又沒有兵家的出奇制勝之術，更沒有法家以“兼吞天下”為目的耕戰政 策，因此在春秋戰國那樣的重利輕義、重力輕德的紛爭動盪的年代，儒家雖代有傳人，並費盡心機地鼓吹自己的學說，但終未受到政治人物的重視。到了秦朝，秦始 皇“焚書坑儒”，重創儒家學派。
秦傳二世而亡，漢高祖劉邦代之而興，劉邦馬上得天下，也極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他認為：“乃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因此，在新王朝初興之際，儒學面臨著重蹈秦時厄運的境況。在關係到儒學存亡的時刻，有兩個儒家人物率先勸說了劉邦，使當權者改 變了對儒學的態度，為儒學在漢代的生存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兩個人物就是“以客從高祖定天下”的開國功臣陸賈，和為劉邦制定“朝儀”而使其領略到做皇 帝威儀的叔孫通。
陸賈，楚國人，約生於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約卒於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陸賈在漢高祖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由於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時常跟隨劉邦，“居左右，常使諸侯”，發揮過重要作用。陸賈具有很高的學術修養，他是漢初在總結秦亡教訓基礎上為西漢王朝提供“治國安民”政略的第一人。
陸賈認為，天下可“逆取”，但必須“順守”，儒學雖然對建立漢家王朝無補，但要使漢家王朝傳之久遠而不至於象秦那樣二世而亡，則離不開儒家典籍的教化之功。 因此，他“時時前說稱《詩》、《書》”，並針對劉邦所持的“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的鄙薄、輕視儒學的態度，針鋒相對地提出：“居馬上得 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兼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陸賈在總結歷史正反兩方面教訓，說出這番話，義正辭嚴，切中要害，劉邦聽了雖不太高興，但也面露“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今成敗之因。’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這樣，漢高祖劉邦在陸賈的勸說下，也已認識到了天下可“馬上得之”而不可“馬上治之”、天下可“逆取”而必須“順守”的道理，認識到了要守住漢家江山除了用 “武”之外，還必須“事《詩》、《書》”、“法先聖”、“行仁義”。儒家學說終於得到了漢代的第一個皇帝的賞識，陸賈也因此被後人稱為“漢代重儒”第一 人。
但是，陸賈卻並不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最純、最早、最仁義”的至正至醇的儒者。他雖然重儒，但並不泥古，更不排斥其他各家，因為在他看來“書不必起仲 尼之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因此，在他的儒學思想中已吸收了一些道家、陰陽家的思想因素，以使儒家學說更能適應漢初實際政治 統治的需要。
關於陸賈的著作，《漢書·藝文志》等著錄有《陸賈》二十三篇，其中包括《新語》十二篇，《楚漢春秋》九篇，《賦》三篇。現在儲存下來的著作，主要是《新 語》，另外《楚漢春秋》在洪頤煊的《經典集林》、茆灃林的《十種古佚書》和黃奭的《漢學堂叢書》中尚留有輯本，其餘的著作皆失佚了。
除了陸賈之外，叔孫通也是漢初勸說劉邦信奉儒學的重要人物。叔孫通，即叔孫生，薛（今山東滕縣東南）人，曾為秦博士，秦末為項羽部屬，後降歸劉邦。他不曾象 陸賈那樣從意識形態的高度來為漢家王朝制定一套施政方案，他憑藉他的豐富的“禮”學知識，為漢高祖制訂了一套“朝儀”，並因此而得到了劉邦的賞識。
根據《史記》的記載：“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 患之。”面對這樣一種群臣無禮、皇帝不象皇帝、大臣不象大臣的情形，劉邦甚為不滿。這時，叔孫通趁機對劉邦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 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經過叔孫通的這番鼓動宣傳，劉邦便同意了叔孫通的請求。於是叔孫通便與其所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 為綿蕞野外”。經過一段時間練習，到“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時，面對莊嚴肅穆的朝廷禮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 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競朝置酒，無敢灌譁失禮者”。在這種狀況下，劉邦高興地 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叔孫通等這幫儒生，使劉邦領略到了做皇帝的高貴威儀，劉邦很尊崇這幫儒生。《史記》說：“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選首。”叔孫通本人也被後人尊為漢代“儒宗”。
但是，與陸賈一樣，叔孫通也非“醇儒”。他說：“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認為“禮”是因時因世而變的，沒有必要泥古，更沒 有必要固守先秦儒家之禮。因此，當他到魯“徵諸生”時，“魯有兩生不肯行”，並斥責叔孫通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 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針對這兩位儒生的迂闊之言，叔孫通笑 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在為高帝劉邦制訂朝儀時，叔孫通也不是照搬先秦儒家之禮儀，而是“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誠如叔孫通的弟子所言：“叔孫 生知當世之要務”。
在主導意識形態的確立方面，從秦亡到漢興，短短的十五年曆史，留給後人的卻是一片幽幽的思考和意味深長的反省。建漢之初，對前朝政治作一個理論的總結和評價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實際上，不妨將之看作是一場有關漢代治國之道選擇的“大討論”。陸賈應高帝的要求著作《新語》十二篇，破析“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賈誼則寫出了垂名千古的篇章——《過秦論》。賈誼的結論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滅六國、兼併諸侯所依靠的是鐵硬的手腕和絕對的軍事強力，“南面而王天下”所依靠的如果還是這套路數，顯然是行不通的。秦王為政的錯誤，首先發生在思想認識上。即，沒有能夠對獲取天下之後所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作出全面、正確的估計，思考與處理問題的方式方法還沒有徹底從戰爭狀態下走出來，還沒有真正意識到改變策略、易弩更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兼併天下可以憑藉一時強盛的武力和法家的嚴刑酷律，但治理國家卻需要換一種手法，即透過安撫懷柔、順服感化、仁義規勸、輿論引導等途徑來贏得民心，增強統治核心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攻”之道畢竟不同於“守”之道，“攻”之政也一定不同於“守”之政。所以，能不能施行仁義之政，就成了守住天下、把持江山的要害與關鍵。賈誼的論點在漢初時代幾乎贏得了學界與政界的普遍認同。這可能為不久將來的儒學獨尊大造了輿論。
政治上的無為之治對學術界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就是寬鬆、自由學術氛圍的形成。高帝建漢之初，“敢有挾書者，族”的秦律依然存在。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的直接災禍就是學術的凋敝。大概在高帝之後，才開始“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惠帝四年，廢挾書之律。文帝即位，更加留意於學術，曾遍尋治《尚書》者，得秦博士伏生；朝中有博士官七十餘人，包括諸子傳記博士、《詩》博士。又任用賈誼、晁錯、陰陽家公孫臣等為朝臣；一度還醞釀改制度、易服色。
倖免於秦焚的古籍，此間多有出現。自呂后至文、景之世，由於當政者奉行黃老之學，所以在思想文化方面未曾加以干預，諸子學術的發展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就連諸侯王都傾心於學術，楚元王劉交、淮南王劉安、河間獻王劉德的身邊都聚集了一群學者，從而在朝廷以外，形成了一些學術中心。譬如，劉安就“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漢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而為其著述立說。劉德的門下，“山東諸儒多從而遊”，“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書寫之宮，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又因為“書頗散亡”，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漢書•卷三十•藝文志》）正是由於文帝以來幾代君臣的努力，諸子的著作才得以重見天日。司馬遷以為：“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學術文獻的復出、收集、整理與研究，使得諸子之學的再度繁榮具備了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