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偏向於什麼思維

　　直覺思維。

　　中國傳統思維的重要形式，指的是思維主體透過對思維物件的直觀認識，以非邏輯、非理性的形式，試圖認識事物本質的一種思維形式。直覺思維既有直觀性，又有體悟性，是直觀與體悟的統一。

　　直覺思維影響著中國人對宇宙人生的把握，影響著中國古代的審美藝術，影響著中國古代文化對“頓悟”的重視。需要注意的是，傳統的直覺思維不同於今天所說的直覺思維，直覺思維表面看來是非理性的，實質上蘊含、積澱著理性。

　　玄學是魏晉時期的主要哲學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現的一種文化思潮，也可以說是道家之學以一種新的表現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稱。

　　“玄”字的本義是一種深赤而近黑的顏色，所以許慎《說文》引意解為：玄，幽遠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經》“玄之又玄，眾玄之門”，言道幽深微妙。“玄學”之稱的由來，正是因為魏晉時期清談家稱《周易》、《老子》、《莊子》三本書為“三玄”，所以“玄學”之名由此而來。

　　東漢末年至兩晉，是兩百多年的亂世，隨著東漢大一統王朝的分崩離析，統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學也開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對兩漢經學的繁瑣學風、讖緯神學的怪誕淺薄，以及三綱五常的陳詞濫調普遍感到厭倦，於是轉而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於形而上的哲學論辯。這種論辯猶如後代的沙龍，風雅名士（以嵇康、阮籍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賢”恰是魏晉風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談論玄道，當時人稱之為“清談”或“玄談”。

　　據清代學者趙翼《二十二史剳記》稱，清談之風始於魏齊王曹芳正始年間，何晏、王弼可以說是創始人，他們都是當時貴族名士，影響所及，便成一代風氣。《晉書》上所謂"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個魏晉時期玄談風氣。

　　清談家們有一種時髦，就是一邊瀟灑地揮著麈尾，一邊侃侃而談。清談的話題一般都是圍繞著《周易》、《老子》、《莊子》這三本玄妙深奧的書展開，清談的內容主要涉及有與無、生與死、動與靜、名教與自然、聖人有情或無情、聲有無哀樂、言能否盡意等形而上的問題。在正統士大夫看來，諸如此類清談都與國計生民無關，因此就有"清談誤國"之類的說法，如儒家學者範寧就說：“何晏、王弼之罪，深於桀、紂。”

　　何晏、王弼主張“貴無論”，說“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晉書·王衍傳》），又提出“名教”出於“自然”說。其後阮籍、嵇康主張“越名教任自然”（《與山巨源絕交書》）。嵇康並“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難自然好學論》），“非湯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與山巨源絕交書》，此篇文采斐然權不談，一般來說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書，甚至是當時魏晉二三子的宣言書，但竊以為，依當時歷史情勢來看，嵇康其意並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說地明白點，便是讓那司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實上顯然不是真的堅決“越名教任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其後完成於郭象，其作《莊子注》，此書一出，玄學大暢，“儒墨之跡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晉書·郭象傳》）。郭象主張崇有論，認為無不能生有，說“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齊物論注》），又主張“名教即自然”。玄學並不完全排斥孔學，它力圖用道家語言解釋儒家經典，即所謂“引老入儒”，調和儒道兩家。何晏作《論語集解》，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論語釋疑》，郭象作《論語體略》，都盡力把玄學和正統儒家名教加以融通。玄學也尊孔子為聖人，然而把孔子玄學化。如王弼認為孔子貴無，嵇康則言孔子善於養生。其實，即便是攻擊禮法之士的玄學家也重視儒家觀念，阮籍說“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嵇康在家中提倡儒家道德，說“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讓；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

　　總的來說，玄學是當時一批知識精英跳出傳統的思維方式（修齊治平），對宇宙、社會、人生所作的哲學反思，以在正統的儒家信仰發生嚴重危機後，為士大夫重新尋找精神家園。南北朝時，佛教以玄學語言闡述佛理，玄學家也有以談佛理見長者，玄佛合理。東晉後，玄學已與佛學合流，做為一種時代思潮的玄學也就“笑漸不聞聲漸悄”了。

　　傳統中國人的基本思維方式是形式邏輯。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也是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的統一。形式邏輯的物件是事物的質，形式邏輯靠概念、判斷、推理(主要包括歸納推理與演繹推理)反映事物的質。

　　思考問題的根本方法，包括線性思維方式與非線性思維方式兩大型別。形式邏輯是線性思維方式，對稱邏輯屬於非線性思維方式。思考問題的方法也可以稱為思維的方法論。具體的邏輯——形式邏輯不能成為思維方式，只有整體的邏輯——對稱邏輯才能成為思維方式。如果把具體的邏輯——形式邏輯作為思維方式，將陷於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用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看問題只能得出片面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