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華文化的自覺傳承發展不僅是我們對中華民族發展所應承擔的天然使命，也同時是基於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實際需要。
中華文明的悠久傳承，是中國道路的深厚歷史淵源和現實基礎。弘揚中華文化，來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講話中，明確肯定了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沃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植根在中華文化之中，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
以土與根、源與流來說明中華文化對於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意義，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中華文化發展長河的內在延伸。因此，中國特色不是外在於中華文化的歷史發展，而是中華文化自身發展的產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文化有著內在的承接關係。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自覺地理解這種關係，自覺地以中華文化為其歷史源頭。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充沛的資源養分，充分吸收中華文化的營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更好成長髮展，這是弘揚中華文化的直接現實意義。
1、“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批判繼承，古為今用。面向世界，博採眾長。
2、對於傳統文化中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積極向上的內容，應該繼續保持和發揚；對於傳統文化中不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落後的、腐朽的內容，必須“移風易俗”，自覺地加以改造或剔除。
3、繼承是發展的必要前提，發展是繼承的必然要求，它們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要把握好文化繼承與發展的關係，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繼承，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不斷推陳出新，革故鼎新。
4、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應該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創新。
經過西周幽、厲時代的大混亂，這期間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這三百多年時間裡，周國以及所有的諸侯邦國的人民沒有得到很好的休養生息，也沒有真正地得到安居樂業，一直生活在戰亂中。這一時期，即可稱為第一次“文化斷層”時期。戰國時期兼併戰爭比春秋時更為激烈和頻繁，規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遼東，滅齊，中國統一，這期間又是兩百多年，孔孟思想雖沒有滅跡，但也少有人傳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對這些思想的傳承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這便是第二次“文化斷層”。到宋朝，公元后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頤的弟子李侗為師，發現了儒、道、佛之學的“破綻”，於是專心儒學，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為程朱理學。他在董仲舒陰陽五行理論的基礎上，糅釋、道入儒，是“理”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封建時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把朱學鞏固起來，作為在上層建築領域實行政治文化專制的理論依據，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尤其是對孔孟思想起了變異的作用，這便是第三次“文化斷層”。1919年的“五四運動”，乃是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一方面是企盼與要求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實現與發展，另一方面則是全盤性反傳統的興起與氾濫。直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有全盤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動。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學為封建糟粕，以為只有“科學”才能強國、才能救國。這便是第四次“文化斷層”。“文化斷層”標誌著人類社會公理解釋系統的崩潰，於是人——每一個地球生物，就只會用對“神靈”（未知領域裡的神秘現象）的崇拜（宗教的說理體系），就只會用有限的解釋先把自己封閉起來，自造一個心靈的“堡壘”，然後利用有限的知識和狹隘的世界觀、人生觀對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對整個世界，對龐大而複雜的人類社會進行種種的自我猜測和解釋。面對著現實生活中吉凶禍福等一系列生死攸關的問題，人們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風俗習慣、特定的文化氛圍等形成多種多樣的解釋法則。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來的社會公理解釋系統的崩潰，使歷代的中國統治者在維護其利益時，首先是“私有”的，野蠻的，其次才是說理的。在這“文化斷層”中，大多數中國人就因為“儒家”思想的被改毀、被竄造而不知所措，於是老百姓們在一家一戶的獨立的生產單位中，按照自然經濟封閉模式而“自得自樂”，在自己狹小的自我中心基點上建構著自己狹隘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說理體系和生活方式以及夢想著美好的未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斷層現象，可以用來解釋很多的問題，比如說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以文化軟實力促動經濟的發展，文化發展的規範性等等；同時，它又是人引以為憂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