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一詞，本指國家喜慶之事，最早見於西晉。西晉的文學家陸機在《五等諸侯論》一文中就曾有“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的記載、我國封建時代、國家喜慶的大事，莫大過於帝王的登基、誕辰等。因而我國古代把皇帝即位、誕辰稱為“國慶”。今天稱國家建立的紀念日為國慶節。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接受全國政協的建議，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的決議》，決定每年10月1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偉大日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慶的慶祝形式曾幾經變化。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1959年），每年的國慶都舉行大型慶典活動，同時舉行閱兵。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本著勤儉建國的方針，決定改革國慶制度。此後，自1960年至1970年，每年的國慶均在天安門前舉行盛大的集會和群眾遊行活動，但未舉行閱兵。
根據於省吾先生在《釋中國》一文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證 據，是1963年在陝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為古代的灑器，用青銅製成）上的銘文。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 國，自之闢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後，就舉行了一個莊嚴的儀式報告上天：“我已經據有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銘文的前面還提到“惟王初 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
在《尚書》的《梓材》一篇中，也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皇天既會中國民越厥疆於先 王”。由於《尚書》中不少內容是出於後人的追記，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參半。有了何尊銘文這件物證，《梓材》上的話就完全得到了證 實。可見在周武王和他的兒子周成王時的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了。
關於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這樣看 來，“中國”一詞有三千年的歷史了。當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經有人用過，或者已經出現了，但即使有，也不會太久，因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 過“國”或“或”（與國字相通）二字。
“中國”的本意是什麼呢？這還得從“國”字說起。“國”與“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當 先民因農業的發展而定居下來以後，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居民點和城市，城裡稱為國，城外近處就叫做郊人。開始時，國的差別並不大， 但以後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則已經擴充套件到原來幾個國的範圍。於是大的單位就被稱為“邦”，小的單位還稱國。再行後，由於一位首領或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 個城、邑，即不止一個“國”，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就是以後將都城稱為“國”的來歷。
正因為一個“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範圍很小，大的也不過相當於今 天一個小縣城，小的大概只等於一個“三家村”。由於絕大部分國人也得從事農耕，國中也包括大片農田，所以一個國的範圍比單純的居民點還是要大些。可以想 像，這樣的國的數量必定很多。相傳大禹召集各國在塗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據說參加並表示接受大禹領導的有“萬國” 之多。當然，“萬”並不是實數，但數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湯的時代，已經減少到3000多個。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紂王，到達盟津（一作孟津，今河 南孟津縣西南黃河上）時，原來歸屬於商的國（史稱諸侯，實際是用了以後的名稱）有八百個投向周王。到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據說還有1773個。
西周時，周王被稱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但無論天子還是諸侯，他們居住 的城邑都是“國”。既然同時存在那麼多的國，在名稱上就漸漸產生了區別。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前面提 到，周武王在滅商後，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就是因為已經佔有了商的京師。《詩經．大雅》中的《民勞》篇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 以綏四國”的詩句，很清楚地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
1、最早提出‘國慶日’的,是時任政協委員、民進首席代表的馬敘倫。1949年10月9日,馬敘倫託許廣平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應有國慶日,所以希望本會決定把10月1日定為國慶日。”林伯渠委員也同樣附議,要求討論決定。
2、當天會議透過《請政府明定十月一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舊國慶日》的建議案，送請中央人民政府採擇施行。
3、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透過的決議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茲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偉大日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這就是“國慶日”的來歷，即現在我們的國慶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