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老師申請到的科研經費最高到何種數量級一般怎麼用

　　自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確立了學術研究的課題制”管理模式，主要採用由中央政府、地方各級政府提供課題資金，高校教師申報的研究形式，這類課題被稱為縱向課題，此外，國內外各種組織機構、企業、事業單位和個人委託的科技專案則為橫向課題，科研經費的數量主要是視課題的花費預算為依據，使用方法必須嚴格按照國家規定填寫經費預算表格，按照實際使用數量報銷，課題結束後剩下的科研經費將會即刻被凍結。

　　科研經費泛指各種用於發展科學技術事業而支出的費用。科研經費通常由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基金會等透過委託方式或者對申請報告的篩選來分配，用於解決特定的科學和技術問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對科研的經費投入，科研經費佔國家或者地區GDP的比重可以反映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對科研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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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弊病已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與此有關的新聞屢屢見諸報端，怪狀不斷湧現：社會總體教育水平日漸提高，博學廣識的大師級人物卻逐漸凋零，無以為繼；科研條件日益完善，資訊日益發達，偷工減料的學術剽竊、學術欺詐事件卻越來越多；學習條件不斷改善，大學生卻越來越無志於學術，走向物質化、功利化和娛樂化，道德水平下滑；大學教師的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教授”、“專家”的社會形象卻一落千丈，失去公信力，每每淪為公眾奚落、嘲諷的物件。我們不禁發問：我們的大學怎麼了？

　　早在我們的心中，學術作風嚴謹、學術氛圍濃厚、尋求突破和創新成為了大學的標籤，可是各種現象讓我們感覺，我們的大學似乎在漸漸地失去這些最基本卻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我們的教育模式正越來越多地遭受著全社會的批判和反思。曾因經挑選出任南方科技大學校長而名噪一時的朱清時就認為，中國大學教師和學生的創新能力都在明顯萎縮，學術論文水分太多，原創性內容微乎其微。歷史學家、中國師範大學前校長章開沅警告說，高校素質的整體下降已經有目共睹，更為嚴重的是高校教師急功近利、弄虛作假造成的誠信流失。目前中國大學出版的許多刊物已經鮮少有人問津，朱清時甚至略顯尖刻地說，現在學術界製造出來的大量出版物完全是一種浪費，而且在回收過程中還汙染了環境。

　　追溯這些問題的源頭，筆者認為，大學管理的行政化是罪魁禍首之一，而大學校長的任命制是大學行政化的重要原因。對大學進行“去行政化”，需要逐步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大學的根本弊病在於將大學當成了行政機構來管理，大學的書記、校長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員，“官文化”充斥整個大學校園，不僅存在於學校管理層中，還蔓延到了學生會等自治組織中。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本應是大學主導者的教授們沒有什麼話語權，只能想方設法地去迎合權力，或者主動投身官場謀求出路。

　　朱清時警告說，最近十多年來，雖然國家名義上在實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學教育的行政化其實愈演愈烈，有真才實學的教授，越來越難以發揮聰明才智，而一些擁有權力和地位的“大腕”則把持了大學講座的講壇。大學校長的行政評級，已將他們矮化為政府教育部門的附庸。教育學家、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說，西方國家的大學都是盡其所能地與政府部門保持距離，中國大學卻是拼命去討好教育行政部門。核物理學家、復旦大學前校長楊福家看來，現在至少應把大學體制恢復到解放初的情況，那時大學管理者沒有什麼行政級別，像復旦大學、武漢大學這樣的名校的校長，社會地位都要高於部級幹部。

　　筆者認為在這一方面，我們應該效法西方，透過招聘和遴選產生大學校長，而不應經政府任命，從而使高校擺脫行政系統的操縱。同時，應該將大學還原為一個學術共同體，擺脫外部控制，使大學教師成為學習的真正主導者。在這個方面，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主張“大學自治，教授治校”，有的主張“教授治學、校長治校”，但總體上都主張讓大學回歸它的學術本原，成為一方獨立超脫的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