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四大傳統佳節——春節、中秋、清明、端午，中秋居二。全國56個民族，除漢族外，尚有壯、黎、仡佬、傈僳、土族、畲、拉祜、侗、苗、彝、瑤、朝鮮、鄂倫春、阿昌、錫伯、仫佬、土家、傣、高山、白、哈尼、京、納西、布朗、布依、毛難、達斡爾等二三十個兄弟民族，異彩紛呈共中秋。

　　“中秋”如此博得“廣泛認同”，乃其“文化性質”使然。

　　“十二度圓皆好看，其中圓極是中秋。”中秋義取月圓，深蘊全家團圓、各族團圓、舉國團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整個地球村的相思華人，皆“共”月祈圓。

　　中秋寓“圓”，始載明代《西湖遊覽志餘》：“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送，取團圓之意”。《帝京景物略》亦云：“八月十五祭月，其餅必圓，……其有婦歸寧者，是日必返夫家，曰團圓節也”。其物化象徵，即烙“團圓”（月餅）之俗：餅內包糖、芝麻、桂花、蔬菜等，外壓月、桂、兔等圖案。祭月畢，家長按人數分切，缺席者留份，示闔家團圓。

　　縱觀滿天日月星辰，最“人性化”、“人情味兒”者，唯“月”耳！“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將“人”類“月”，人文個性多麼神奇！把社會素“缺”之“圓”，嚮往、憧憬、寄託給明媚滾圓之“月”，真是地義天經！臺灣余光中先生曾在央視“2008中秋詩會”吟曰：“最美滿的一面仙鏡，公開掛在天頂心，讓所有的眼睛仰望，各自看到思念的倩影。”兩岸同胞認同“中秋”，有人索性將其“性質”樸素化為“有點想念”。

　　中秋仰眺圓月，馳騁“想念”，油然而生“和合”之情，別發“一夜鄉心五處同”之“心靈感應”。節俗因此罕擁“公益性、群眾性”：中原、邊塞，陸上、水間，街市、村落，遍佈大型公益活動。燈會、吟詩、夜市、舞獅、火龍、草龍、高蹺、地戲、歌舞、遊園、觀潮、猜謎、競技、放煙花、砌寶塔、觀星象、圍吃時令果品……，盡吸全民參與、狂歡！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有如此節日、節慶，其“鄉心守恆性”——民族向心力，定然千古不渝！充溢“和合”的“中秋”，乃十足“團圓節”，堪稱華夏“和合文化”之歲時結晶。

　　另，“中秋性質”之要，還可從語義、語用學詮之：“中”，諧中華。古今華人情有獨“中”。“秋”，《說文解字》釋“禾穀熟也”，蘊“豐收”。“節”呢？本指植物“節”性，至堅“關節”。歲時分一般與重要，後者即時間之“節”。吾華傳統節日多以“趨吉避凶”為基本主題或宗旨。傳統節日因謂“祈福辟邪”之吉日良辰。如是，則“中秋”更可釋作“中華豐收人圓、情圓、事圓之祥瑞吉時”。

　　文化乃群體人的社會生活方式，以及由此而創造的物態、非物態產品之總和。我由此得悟：國家、民族、血緣認同，最終還在文化認同，尤其“文化性質”認同！“中秋”極深、極廣、極強地博得華人認同，根由即在“認同”其“人事和合”之“文化性質”。

　　或曰：“歷史上，‘中秋’不也有過不快嗎？”對此不必諱言。須知，所有古老節日，流淌歷史長河，難免史垢汙染或裹挾。“中秋”源於上古，瞬間中流“不快”，完全無涉且恰好相左“中秋性質”，絲毫未損其耀眼光芒，千古繁盛！2005年初，我參與中央文明辦“傳統節日是否法定放假”論證時說：些須“史垢”完全無礙“中秋”位居法定假日，博得與會贊同。我們應理直氣壯宣傳“中秋”的“和合、團圓”性質，毫不含糊！

　　所憾者，我們的聖潔“中秋”，近年橫遭踐踏！方家馮驥才慨嘆：“節日被商家包辦，淪為美食節、購物節、旅遊節，失去了它原來的味道！”馮公所贊“原來味道”，指的正是“中秋性質”。“失”此一而萬殊，惜也憾哉！

　　把傳統節日“商業化”，亦即銅臭“時尚化”，無異閹割民族遺產，淡出文化認同！傳統節日乃我精神家園，深蘊無數心靈血緣、基因共性，遠非中華文明表象傳承。這些“血緣、基因”生生不息，永難泯滅，築成我文化軟實力的偉大長城！硬要人為損毀，使之蛻變成不倫不類的經濟獵物、時尚玩物，於青史，大逆不道；於祖先，則忤逆不孝！

　　我們深懷敬畏祖先之情，呵護“中秋性質”之千秋守恆，亦即呵護“文化認同”，換言之，即呵護血緣、民族、國家認同！事關重大，絲毫不容含糊！

　　

　　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的風尚。從宋太祖起歷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這時茶文化已成為整個宮廷文化的組成部分，飲茶成為宮廷日常生活內容，考慮全國大事的皇帝、官員，很自然地將之用於朝儀，因此，茶在國家禮儀中被納入規範。至於祭神靈，宗廟，更為必備之物。黃庭堅《謝送壑源揀茶》詩云：“曾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宋代還以麥料蒸茶以祀天，保佑豐收。蘇轍《複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雲：“大芽春米新秋後，麥粒蒸茶欲祀天。”

　　宋代宮廷茶文化的另—種表現就是上面提到的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朝廷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設茶床，皇帝出巡，所過之地賜父老綾袍茶帛。皇帝視察國子監，要對學官、學生賜茶。趙佶作有《子會圖》無論從徽宗本身的地位還是這幅畫表現的場景、內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閒常茶會。文人以茶為聚會儀式，或朝廷親自主持文士茶會已是經常行為。在《宋史·禮志》中到處可見“行茶”之記載。《夢溪筆談》載，宋代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舊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契丹使者辭行宴會上有賜茶酒之儀，辭行之日亦設茶床。

　　宋代以前，茶文化幾乎是上層人物的專利，至於民間，雖然也飲茶，與文化幾乎是不沾邊的，宋代城市集鎮大興，市民成為一個很大的階層。當時，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十分引人注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開封潘樓之東有“從行角茶坊”，而在封上門外馬行街其間坊巷縱橫，院落數萬“各有茶坊酒店”。宋代茶肆不僅在大城市十分興旺，小城鎮也比比皆是，小說《水滸傳》中有多處反映。最為大家熟悉的便是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它的興起把茶文化從文人化和上層社會推向民間，成為茶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汴京民俗有人遷往新居，左鄰右舍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茶湯，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客來則敬茶”之禮發展到近代“客來敬茶”之風遍及全國，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

　　滿文硃批奏摺

　　美國“新清史”的領軍人物、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歐立德（MarkC.Elliott）先生以研究滿文件案著稱，他近日訪問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回應了近年來針對新清史的一些批評。葛兆光教授說，如果我們採取先入為主的不同立場，就會陷入是西風壓倒東風還是東風壓倒西風的麻煩問題，但如果把新清史看作不同方法、不同角度的研究，就會看到更加完整的清代歷史。

　　之前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認為所有的滿文件案基本上都有對應的漢文版本，所以研究清史沒有必要去學習滿文。根據您對滿文件案的研究，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歐立德：三十年以前，中國和外國的學者對滿文資料不太關心，大家認為滿文的文獻要麼是從漢文翻譯的，要麼都被翻譯成漢文了。所以研究者認為，只有1644年入關以前的滿文資料才有價值，入關後沒有必要去看滿文資料，因為跟漢文資料是重複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臺灣和北京的一些學者開始利用檔案研究清代歷史，之前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很難看到原始檔案。他們看了檔案以後，發現實際情況並不是以前認為的那樣，滿文資料裡有很多是漢文資料裡沒有的。

　　目前我們對滿文件案的研究還處於學習階段。清代檔案的數目非常龐大，大概有一千萬件，其中五分之一是滿文的，也就是兩百萬件左右。有的很長，有的很短。能讀滿文件案的人不多，所以要花很長時間的閱讀和研究才能得出比較確切的結論。比如十九世紀的滿文件案，我們還沒有很多瞭解，但十七、十八世紀的檔案已經給了我們一些啟發。康熙朝發明了一種新的資訊交流體制，就是我們說的硃批奏摺。奏摺和題本的形式不一樣，題本是走公道，奏摺是走私道，奏摺是向皇帝報告許多未必是官方的資訊，比如氣候災難，還有黑龍江金礦的訊息，很多是與蒙古、準噶爾的關係和戰事。康熙朝的一萬多件硃批奏摺當中，滿文的比漢文的多，滿文的硃批奏摺當時也沒有漢文翻譯，如果想知道康熙朝發生了什麼事情，內地也好、邊疆或朝廷也好，不去參考滿文件案就會有缺失。現在歷史檔案館的專家把康熙朝的滿文硃批奏摺基本上都翻成了漢文，但是會引起另外一些問題，等會兒再說。雍正朝也有三萬多件硃批奏摺，五分之一左右是滿文的。康熙、雍正的檔案數目還沒有那麼大，已經基本上能數清楚，乾隆朝的還沒有完全數好，硃批奏摺滿文的有五萬件左右，漢文的則更多。牽涉邊疆、朝廷、八旗的問題都比較容易在滿文件案中出現。這當然只講奏摺類，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滿文文獻不是奏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