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賢專權，閹黨當政。他們網羅黨羽，排斥異己，欺壓人民，形成了“鉤黨之捕遍於天下”的局面。當時以江南士大夫為首的東林黨人，主張開放言路，改良政治。他們多次上疏彈劾魏忠賢，鬥爭非常激烈。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對東林黨人進行殘酷迫害。天啟六年，魏忠賢又派人到蘇州逮捕周順昌，蘇州市民群情激憤，奮起反抗，發生暴動。事後，統治者大範圍搜捕暴動市民，市民首領顏佩韋等五人為了保護群眾，挺身投案，英勇就義。次年，崇禎皇帝即位，罷黜魏忠賢，魏畏罪自縊，閹黨失敗，周順昌得以昭雪。為了紀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蘇州人
五人墓碑記是高二語文必修3的課程，《五人墓碑記》是明代文學家張溥於崇禎元年（1628年）創作的一篇碑文。文章記述和頌揚了蘇州市民敢於向惡勢力進行鬥爭的英勇事蹟，熱情歌頌了五位烈士至死不屈的英勇行為。
張溥（1602年5月14日——1641年6月15日），字乾度，一字天如，號西銘，南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今屬江蘇太倉）人，明朝晚期文學家。崇禎四年進士，選庶吉士，自幼發奮讀書，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與同鄉張採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張溥曾與郡中名士結為復社，評議時政，是東林黨與閹黨鬥爭的繼續。文學方面，推崇前後七子的理論，主張復古，又以“務為有用”相號召。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代表作《七錄齋集》、《五人墓碑記》。
1、（墓中的）五個人，就是當週蓼洲先生被捕的時候，激於義憤而死於這件事的。到了現在，本郡有聲望計程車大夫們向有關當局請求，就清理已被廢除的魏忠賢生祠舊址來安葬他們；並且在他們的墓門之前豎立碑石，來表彰他們的事蹟。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這五人的死，距離現在建墓安葬，時間不過十一個月罷了。在這十一個月當中，大凡富貴人家的子弟，意氣豪放、志得意滿的人，他們因患病而死，死後埋沒不值得稱道的人，也太多了；何況鄉間沒有聲名的人呢？唯獨這五個人聲名光榮顯耀，為什麼呢？我還記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們社裡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為讀書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張正義，募集錢財送他起程，哭聲震天動地。“差役們按著劍柄上前，“問：“在為誰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們打倒在地。當時以大中丞職銜作應天府巡撫的是魏忠賢的黨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蘇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這時趁著他厲聲呵罵的時候，就一齊喊叫著追趕他。這位大中丞藏在廁所裡才得以逃脫。不久，他以蘇州人民發動暴亂的罪名向朝廷請示，追究這件事，殺了五個人，他們是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就是現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這五個人。然而，當五個人臨刑的時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著中丞的名字罵他，談笑著死去了。
2、砍下的頭放在城頭上，臉色一點也沒改變。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兩銀子，買下五個人的頭並用木匣裝起來，最終與屍體合到了一起。所以現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個人。唉！當魏忠賢作亂的時候，做官的人能夠不改變自己志節的，中國之大，能有幾個人呢？但這五個人生於民間，從來沒受到過詩書的教誨卻能被大義所激勵，踏上死地也不回頭，又是什麼緣故呢？當時假託的皇帝的詔書紛紛傳出，追捕同黨的人遍於天下，終於因為我們蘇州人民的發憤抗擊，使閹黨不敢再株連治罪；魏忠賢也遲疑不決，畏懼正義，篡奪帝位的陰謀難於立刻發動，直到當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賢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說是這五個人的功勞呀。
3、由此看來，那麼如今這些高官顯貴們，一旦犯罪受罰，才得以逃脫不能被遠近各地所容納；也有的剪髮毀容、閉門不出，或假裝瘋狂不知逃到何處的，他們那可恥的人格，卑賤的行為，比起這五個人的死來，輕重的差別到底怎麼樣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義顯露在朝廷，贈給他的諡號美好而光榮，在死後享受到榮耀；而這五個人也能夠修建一座大墳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經過這裡沒有不跪拜流淚的，這實在是百代難得的際遇啊。不這樣的話，假使讓這五個人保全頭顱，一直生活到老，盡享天年，人人都能夠像奴僕一樣使喚他們，又怎麼能讓豪傑們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發他們有志之士的悲嘆呢？所以我和我們同社的諸位先生，惋惜這墓前空有一塊石碑，就為它作了這篇碑記，也用以說明死生意義的重大，（即使）一個普通老百姓對於國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幾位有聲望計程車大夫是：太僕卿吳因之先生，太僕卿吳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