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重罪論處就是從犯罪行為所觸犯的罪名中，就其中一個最重的罪名處斷（定罪和量刑），而不以數罪併罰。想象競合犯、牽連犯的本質為數罪，想象競合犯是—個行為觸犯了數個罪名，但在處理時作—罪，從一重處斷；牽連犯的手段行為和結行為、目的行為和原因行為分別觸犯了不同罪名，但在處理時作為一罪，從一重處斷。
中國刑法總則未明文規定這—處罰原則，刑法分則對牽連犯的處罰採取了不同態度： 第一，分則對多數牽連犯的處罰原則未作規定。 第二，分則某些條文規定對牽連犯從一重處罰，例如，中國（刑法）第399條規定，對司法工作人員因索取或者收受賄賂而枉法裁判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處罰。 第三，分則某些條文對牽連犯規定了獨立的法定刑； 例如，中國《刑法》第321條規定，在運送他人偷過境中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檢查的，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第四，分則某些條文規定對牽連犯實行數罪併罰。
從一重罪是一個犯罪行為觸犯了幾個不同的罪名，或者以實施某一犯罪為目的，而其犯罪方法或結果又觸犯了其他罪名時，按數罪中最重的一個罪所規定的刑罰處罰的一種量刑原則。即數罪中法定刑不同時，選擇其中法定刑較重的罪進行處罰。處理想象竟合犯和牽連犯時的量刑原則。從嚴量刑情節是“從寬量刑情節”的對稱。對量刑發生從嚴影響的量刑情節。如累犯、抗拒等。量刑情節的一種。
重慶談判蔣介石和毛澤東合影蔣介石雖然視毛澤東為最大敵人，但是對毛澤東的學問以及能力還是非常認可的。他曾經僅僅憑一支菸就判斷出毛澤東的不簡單。
1945年日本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之後，蔣介石給毛澤東發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電文中說:“大戰方告終結，內戰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有賴於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兩天後，毛澤東回電:“為團結大計，特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轉天，蔣介石再去電邀毛澤東:“承派周恩來先生來諭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特備飛機迎近，特再電馳速駕。”這時斯大林也來電，主張毛澤東應赴重慶談判。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再不去重慶就十分被動，於是給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利去電，要求美國在談判期間保證他的人身安全。8月27日赫爾利親赴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重慶。
蔣介石曾對秘書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菸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
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期間，曾兩次約見王芸生，單獨交談甚久。後來大公報館回請毛澤東，宴會後，毛當場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請張申府吃飯，十分客氣。但當張把自己寫的一本書送給他時，毛澤東面上頓現不豫之色。張在這本書扉頁的題詞是:“潤之吾兄指正。”
1945年10月8日，胡風前往重慶九龍坡機場歡送前來參加國共談判的毛澤東回延安，這已是幾天裡他們的第三次見面了，但交情難說深厚。在歡送的人群中，雖然胡風“被徐冰從背後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沒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
1946年8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
1945年，晏陽初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說:“我們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該是為農村的大眾幹一些事情的時候了。”蔣說:“你是個學者，我是個戰士。等消滅了對手之後再說吧。”晏陽初說:“如果你只看到軍隊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麼你會失去中國。”
1945年剛勝利時，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因為接收大員們似乎只關心“五子登科”:條子、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本來國民黨還想透過重慶談判接受共產黨的軍隊，只不過沒有得逞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