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揭示事物或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絡,是探索事物的內部聯絡,揭示其本質和規律的重要環節。
第二, 揭示事物或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絡,是科學預見的基礎。
第三, 原因和結果的辨證關係揭示了科學研究的一般途徑,即以事物的存在和變化為結果揭示其原因,或以事物的存在和變化為原因探討其未來必然引起的結果。
第一, 揭示事物或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絡,是探索事物的內部聯絡,揭示其本質和規律的重要環節。
第二, 揭示事物或現象之間的因果聯絡,是科學預見的基礎。
第三, 原因和結果的辨證關係揭示了科學研究的一般途徑,即以事物的存在和變化為結果揭示其原因,或以事物的存在和變化為原因探討其未來必然引起的結果。
因果聯絡是指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原因與結果之間的聯絡。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聯絡的,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普遍聯絡的有機整體。事物的聯絡是多種多樣的,因果聯絡則是事物普遍聯絡中的一種聯絡。
因果聯絡由兩個因素組成,其一是先行後續,其二是引起與被引起的關係。比如甲發生在乙前,並且,甲引起了乙的發生,即甲是乙的原因,乙是甲的結果。
政治家、文學家-劉伯溫
2012年12月10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舉行了一場演講。他說,文學遠比政治要美好。文學教人戀愛,政治教人勾心鬥角。在此之前,莫言在家鄉高密召開的媒體見面會上表示,自己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莫言在公開場合竭力撇清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相信人們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實一再證明,文學並不僅僅是教人戀愛的,文學與政治實際上有著天然的、甚至難以切割的聯絡。正如莫言自己說的那樣:“我的小說裡有政治,你們可以在我的小說裡發現非常豐富的政治。”
《詩經》是中國已知最早的文學作品集,其作品距今約有3000年。關於《詩經》整合的原因,一個主要的說法是,西周朝廷派人在農閒時到各地採集民謠,再由史官彙集整理後送給天子審閱,以幫助其瞭解民情。《左傳》曾記載:“古者天子命史採歌謠,以觀民風。” 後來的《漢書》也有類似的記載。《詩經》中有些著名的篇章如《伐檀》、《碩鼠》,非常清晰地表達了下層民眾對統治者的不滿,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而不是教人戀愛的。《詩經》中固然有不少作品是描寫男女愛情的,如《關雎》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為人們所熟知。不過,宋代理學家朱熹對《詩經》中男女愛情的描寫有自己的解讀,他認為作品中關於男女愛情的糾結實際上暗指君臣關係。這一特點在屈原的作品中確實多有體現。
自戰國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多年,歷代都產生了大量文學作品,從《孟子》、《史記》到《諫逐客書》、《論貴粟疏》、《隆中對》、《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六國論》、《答司馬諫議書》、《病梅館記》等都是經典文學作品,同時又閃耀著思想光輝和政治哲理。即便是《紅樓夢》、《西遊記》等一些虛構的甚至看上去超現實的文學作品,依然具有豐富的政治內涵,文學與政治在這些作品中原本就是渾為一體、無法切割的,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探討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不能不研究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關係。相對於文學與政治而言,文學家與政治家的關係就要複雜得多。這至少有三種情況:一是文學家本身就是政治家,而且在兩方面具有同樣突出的地位。如曹操是三國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又是當時傑出的詩人;王安石是著名的改革家,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何塞•馬蒂是古巴獨立運動的領袖,又是享譽世界的詩人。二是雖然身兼文學家和政治家,但所處地位並不相當,甚至落差很大。由於中國封建社會有以文取仕的傳統,歷代都有不少文人從政,但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名聲往往大於其政治影響力。相反,南唐李煜是一位傑出的詞人,在中國文學史有相當高的地位,但作為國君卻應居末位。三是單純的文學家與政治家,這是一種常態,也是本文要研究的物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