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權是指掌握國家主權的政治組織及其所掌握的政治權力，以維護對社會的統治和管理。國家政權是國家的具體化身，通常都是透過國家政權來理解國家的。
國家政權的概述：
國家政權具有相對自主性。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自主性程度也不同。對自主性的影響包括了社會危機，社會結構，行政權力。
對政權本質的探討是政治學中的一個古典問題。早期的政治學者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認為政權的本質是至善。到了中世紀，奧古斯丁將政權視為世俗之城，認為世俗世界沒有善。這種觀念一直影響到了馬基雅維裡，而從洛克到潘恩，國家政權蛻變為必要的惡。馬克思主義則從階級的觀點探討政權的本質，認為國家的本質就是階級的本質，國家政權是階級利益衝突不可調和的產物。
“內卷化”這個詞源於1936年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的著作。他用“involution”形容一種文化模式到達一個不可逾越的發展頂峰後不再穩定下來或者轉型到其他模式，而是開始內卷，變得自我複雜起來。
印度裔美國曆史學家、漢學家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提出了“國家政權的擴張與內卷化”這一概念。國家政權內卷化是指國家機構不是靠提高舊有或新增機構的效益，而是靠複製或擴大舊有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中國舊有的贏利型經紀體制——來擴大其行政職能。
杜贊奇的這本著作是研究中國北方農村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要作品。透過對中國河北和山東兩省六縣六個村莊的調查，杜贊齊發現傳統的官僚體系使中國產生大批的經紀人，他們在稅收的評估和徵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那些自我服務的贏利型經紀人由於村莊自我保護組織比如看青會、宗族組織、灌溉組織的存在受到限制，這個時期經紀人更多地發揮的是保護型的角色。這種自我保護的村莊組織組成了“權力的文化網路”，這種網路是領導權力合法化的關鍵之處，主要由村際間各種等級組織和村民間各種非正式互動關係組成。20世紀以來，這種文化網路的平衡不斷被國家政權建設打破。國家的汲取能力不斷增強，稅收加重，贏利型經紀人隊伍擴大，他們在為國家徵收稅收的同時不斷為自己贏利，導致了國家的內卷化。20世紀前半葉，當中國政權依賴經紀制來擴大其控制力時，這不僅使舊的經紀層擴大，而且使經紀制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村莊。這些經紀人形成地方勢力，滲入到農村各種社會組織中，成為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力量，國家統治的合法性也受到村民的質疑。
杜贊齊認為，鄉村社會中的權威既不是為上層文化所推崇的儒學思想的產物，也不是某種固定集團所創造的觀念。鄉村權威產生於代表各宗派、集團以及國家政權的通俗象徵的部分重疊及相互作用中。清華大學李康博士解釋道，杜贊齊實際上是提出在村莊中存在複雜的等級組織，而對普通村莊和村民來說，組織形態、組織觀念及組織技術的引入、鞏固和演變其實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新型組織形態及其對村民的心理、日常模式的影響，遠非以往看青會等家族之類的“組織”所能比擬。但是杜贊齊的出發點是基於“小共同體本位”，他相信村莊有一種自我維護的內部聯合可組成文化網路。很顯然李康僅僅從正式的組織層面理解杜贊齊的觀點，而忽視了文化網路非正式的一面。
杜贊齊從文化網路和權力的角度分析鄉村社群無疑是對人類學教授施堅雅“基本市場共同體”研究的重要補充。杜贊齊在書末指出，中國20世紀50年代的集體化透過解決稅收逃避和囤積問題，徹底消滅了贏利型經紀人問題，從而停止了國家政權內卷化的趨勢，但是1979年後的去集體化是否會使這種內卷化死灰復燃仍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杜贊奇的研究成果無疑是國家政權建設理論的重要作品。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對權力內卷化的主體即兩種經紀人的實體沒有作出詳細的區分，對這類政治精英沒有分層，也沒有從國家的角度分析贏利型經紀人和保護型經紀人之間的背景性轉換。至於民眾對這種轉換如何應對及其結果，杜贊齊也著墨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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