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春秋人，儒家學派創始人，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被稱為“聖人”，主張：提倡仁禮（仁禮是其思想體系的核心。“仁”即“仁者愛人”， 反對統治者實行苛政和任意刑殺；“禮”就是要“克己復禮”，符合西周名分等級制度）學說，推行德政；注重政治和人事，反對敬鬼神；開創私人講學之風，主張有教無類。六經（詩、書、禮、儀、樂、春秋）。
2、孟子：戰國人，“亞聖”，主張：提出道德規範“仁、義、禮、智”；主張“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提倡仁政；提出民貴君輕（成為中國早期民本思想的基礎）。
3、荀子：戰國人，在稷下學宮講學，主張：天行有常（唯物思想）；制天命而用之；學習的最高目的是把握禮。
17世紀英國的唯物主義者有培根、霍布斯、洛克；18世紀法國的唯物主義者有拉美特利、愛爾維修、狄德羅、霍爾巴赫；19世紀德國的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
觀點：
1、機械性。把世界萬物的運動都理解為或歸結為機械運動。
2、形而上學性。就是說，他們的唯物主義思想都具有極大的片面性，並且善於以孤立、靜止的觀點去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
3、不徹底性。一方面表現為對整個世界認識的不徹底性，“半截子唯物主義”，即在自然領域內是唯物主義，而一走進社會歷史領域便陷入了唯心主義
儒家學說作為中國思想文化重要源頭，是在春秋末期社會大變革和“學術下移”的過程中，由孔子首先創立的。面對當時“禮壞樂崩”的局面，儒家標榜“仁”、“義”，主張“克己復禮”，企圖透過提高人們的道德水準，重建一種像西周那樣的等級有別、尊卑有序的理想社會。
儒家學派創立後，曾一度與墨家並稱“顯學”。但是，因為儒家學說既沒有縱橫家的捭闔之功，又沒有兵家的出奇制勝之術，更沒有法家以“兼吞天下”為目的耕戰政 策，因此在春秋戰國那樣的重利輕義、重力輕德的紛爭動盪的年代，儒家雖代有傳人，並費盡心機地鼓吹自己的學說，但終未受到政治人物的重視。到了秦朝，秦始 皇“焚書坑儒”，重創儒家學派。
秦傳二世而亡，漢高祖劉邦代之而興，劉邦馬上得天下，也極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他認為：“乃公居馬上而得 之，安事《詩》、《書》！”因此，在新王朝初興之際，儒學面臨著重蹈秦時厄運的境況。在關係到儒學存亡的時刻，有兩個儒家人物率先勸說了劉邦，使當權者改 變了對儒學的態度，為儒學在漢代的生存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這兩個人物就是“以客從高祖定天下”的開國功臣陸賈，和為劉邦制定“朝儀”而使其領略到做皇 帝威儀的叔孫通。
陸賈，楚國人，約生於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約卒於文帝十年（公元前170年）。陸賈在漢高祖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由於具有出色的外交才能，時常跟隨劉邦，“居左右，常使諸侯”，發揮過重要作用。陸賈具有很高的學術修養，他是漢初在總結秦亡教訓基礎上為西漢王朝提供“治國安民”政略的第一人。
陸賈認為，天下可“逆取”，但必須“順守”，儒學雖然對建立漢家王朝無補，但要使漢家王朝傳之久遠而不至於象秦那樣二世而亡，則離不開儒家典籍的教化之功。 因此，他“時時前說稱《詩》、《書》”，並針對劉邦所持的“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的鄙薄、輕視儒學的態度，針鋒相對地提出：“居馬上得 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兼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陸賈在總結歷史正反兩方面教訓，說出這番話，義正辭嚴，切中要害，劉邦聽了雖不太高興，但也面露“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之者何，及古今成敗之因。’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這樣，漢高祖劉邦在陸賈的勸說下，也已認識到了天下可“馬上得之”而不可“馬上治之”、天下可“逆取”而必須“順守”的道理，認識到了要守住漢家江山除了用 “武”之外，還必須“事《詩》、《書》”、“法先聖”、“行仁義”。儒家學說終於得到了漢代的第一個皇帝的賞識，陸賈也因此被後人稱為“漢代重儒”第一 人。
但是，陸賈卻並不象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最純、最早、最仁義”的至正至醇的儒者。他雖然重儒，但並不泥古，更不排斥其他各家，因為在他看來“書不必起仲 尼之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因此，在他的儒學思想中已吸收了一些道家、陰陽家的思想因素，以使儒家學說更能適應漢初實際政治 統治的需要。
關於陸賈的著作，《漢書·藝文志》等著錄有《陸賈》二十三篇，其中包括《新語》十二篇，《楚漢春秋》九篇，《賦》三篇。現在儲存下來的著作，主要是《新 語》，另外《楚漢春秋》在洪頤煊的《經典集林》、茆灃林的《十種古佚書》和黃奭的《漢學堂叢書》中尚留有輯本，其餘的著作皆失佚了。
除了陸賈之外，叔孫通也是漢初勸說劉邦信奉儒學的重要人物。叔孫通，即叔孫生，薛（今山東滕縣東南）人，曾為秦博士，秦末為項羽部屬，後降歸劉邦。他不曾象 陸賈那樣從意識形態的高度來為漢家王朝制定一套施政方案，他憑藉他的豐富的“禮”學知識，為漢高祖制訂了一套“朝儀”，並因此而得到了劉邦的賞識。
根據《史記》的記載：“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 患之。”面對這樣一種群臣無禮、皇帝不象皇帝、大臣不象大臣的情形，劉邦甚為不滿。這時，叔孫通趁機對劉邦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 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經過叔孫通的這番鼓動宣傳，劉邦便同意了叔孫通的請求。於是叔孫通便與其所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 為綿蕞野外”。經過一段時間練習，到“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時，面對莊嚴肅穆的朝廷禮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 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競朝置酒，無敢灌譁失禮者”。在這種狀況下，劉邦高興地 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叔孫通等這幫儒生，使劉邦領略到了做皇帝的高貴威儀，劉邦很尊崇這幫儒生。《史記》說：“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鹹為選首。”叔孫通本人也被後人尊為漢代“儒宗”。
但是，與陸賈一樣，叔孫通也非“醇儒”。他說：“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認為“禮”是因時因世而變的，沒有必要泥古，更沒 有必要固守先秦儒家之禮。因此，當他到魯“徵諸生”時，“魯有兩生不肯行”，並斥責叔孫通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 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針對這兩位儒生的迂闊之言，叔孫通笑 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在為高帝劉邦制訂朝儀時，叔孫通也不是照搬先秦儒家之禮儀，而是“頗採古禮與秦儀雜就之”，誠如叔孫通的弟子所言：“叔孫 生知當世之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