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民意是什麼樣的？

　　在中國，民意似乎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詞，也有學者說“天大地大、民意最大”而在儒家思想中，民意也是最大的，儒家文化中的和諧意識、人本意識、道德意識等都提倡重視民意。那麼，在儒家文化中的民意是什麼樣的呢？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只要是熱點事件，它的身影總站在最前面。從剛判死刑的藥家鑫案，到染色饅頭之類的食品醜聞，總能看到民意的洶湧。眼下政府出臺一些法規，也多了徵集民意這個環節。重視民意，敬畏民意，肯定是一件好事。現代社會，本質上說就是民意社會。一項公共決策是否合法，標準之一，就看它是否符合民意。但對於民意的真正含義，我們卻極少探討。

　　其實，政治制度不同，言論環境不同，都會對民意有不同的理解。中國傳統社會，顯然不是民意社會。但儒家學者，卻對民意做了很多思考。比如《尚書》說的“民惟邦本”“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文尚書》說“天聰明，自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左傳》說“民，神之主也”，都在強調民意的重要。這些論述中，儒家並未單純地探討民意，而是多了一箇中介的“天”。“天”在儒家看來，大致和今天“自然法則”的意思相近。合乎“天”就是合法，違背“天”就是違法。天不只是人的最高信仰，也是所有人必須無條件服從的法則。因為在古人眼中，天才是人與萬物的終極裁判。可以說，儒家對民意的思考，已超越了國家和君王，帶有一定的終極意義。民意不僅是世間的中心，也代表了天意在人間的落實。

　　盧梭很早對民意作過研究。他認為，民意可分為公意和眾意。公意是國家全體成員的普遍意志，它的著眼點是公共利益。眾意主要著眼於私人利益，也即個體私意的總和，也就是現在常說的不同利益集團的意志。盧梭認為不同利益的共同之處，構成了社會，因此治理社會應完全根據公共利益。眾意較易辨識，公意則抽象得多。公意有時與眾意一致，有時又與眾意相矛盾。在過去的專制社會，權力擁有者常會假借公意的名義，來實現自身集團的私意。由於不同的民眾，對公意理解千差萬別，並不存一個事先給定的公意。所以盧梭認為，只有透過理性討論和投票形成的公意才是可信的。當然，這是公意的理想狀態，即讓民眾經過公共參與和討論達成共識和意願。但事實上，這種理想狀態實現起來，卻很困難。

　　在現代社會，公共決策須以民意為依歸，已是常識。如何在公共決策中，準確判斷與體現一個社會的民意，在今天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對民意研究得越清晰，越有助於民眾對社會進行批判性思考，也有助於他們對各類社會議題的理解。當民眾參與公共生活的意願與激情越大，全社會解決衝突和問題的能力，也自然越高。一個重視民意的社會，必然在察覺問題、反思問題與共同行動等方面，變得更為公正和有效。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要對民意有更清楚的認知，有真正的敬畏。

　　“仁”和“禮”，仁者愛人，克己復禮。主張在人人道德自覺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禮樂文明的社會。禮，是統治者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制度，具有外在性。仁，是一種道德規範，具有內在性，受制於禮，兩者相輔相成，相互約束。仁是仁慈、和善，關愛、誠信，本意是果核。禮是本體“仁”衍生的“義”之後的產物，側重點是“外、表”，禮是禮節更注重行，因為禮的出現，引出虛假盛行，世道日下。

　　《樂記》。周代儒家音樂思想在《樂記》中有比較系統地闡述。《樂記》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較完整體系的音樂理論著作，總結了先秦時期儒家的音樂美學思想，創作於西漢。作者劉德及門人，是西漢成帝時戴聖所輯《禮記》第十九篇的篇名，其豐富的美學思想，對兩千多年來中國古典音樂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

　　《樂記》繼承與發展了孔子以來儒家關於音樂的特徵、樂教的功用以及內容與形式、美與善、禮和樂等關係的思想，在闡述"心物感應"的樂的本質方面，在論及音樂對人的情感、性格、意志等心理活動的影響方面。

　　在突出音樂的政治教育與教化功能方面，在強調音樂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作用方面，在注重禮樂並重"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其基本思想比在它之前的儒家著作中都更明確、更豐富、更具體、更深入、更系統，它是中國古代最重要、最系統的音樂教育思想的論著，至今仍未失去其燦爛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