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概述儒家思想是什麼？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安邦治國，品德修養，儒家文化給後人的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儒家的思想一直成為眾多學者研究探討的物件。那麼你知道儒家的思想是什麼嗎？下面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中庸”就是強調“善”對於“中庸”的概念，張辛介紹了自己的觀點。是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適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長久，就是?善?。”作為傳統文化，張辛認為“中庸精神”就是適度把握，按照適中方式做事，併力求保持在一個合情合理的範圍之內。

　　“中庸”核心是禮樂文化論壇上，張辛博士對發源與齊魯大地的“中庸精神”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張辛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而山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發源地，從山東走出來的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資源。

　　對於中庸精神與書法的影響，張辛表示，“中庸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華，中國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為核心的禮樂文化。”此外，中庸思想對中國古典藝術精神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在書法藝術的發展過程中，中庸思想具體物化為對“中和之美”的追求，從兩漢、魏晉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髮揮著或隱或顯的作用。

　　“文化沒必要一味與國際接軌”對於中華民族寶貴的傳統文化，張辛認為我國現有的一切都是以傳統為基礎的，他特別強調與傳統接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張辛介紹，現在很多外國思想家正在反思社會的執行模式和走向，並感覺到了其中的潛在危機。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結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國，而他們關注的焦點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值和重要性必將日益顯現出來，目前這一點已經有所表現。”張辛認為，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連續性的文化，也是中國眾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價值的核心精神和觀念。“所以，我們要強調與傳統接軌，相容其他文化的優秀精神，而沒有必要一味盲目強調與國際接軌。”

　　儒學的創立打破了封建統治階級壟斷教育的局面，而儒家的思想也由古至今延長至今，儒家哲學注重個人的自身修養，要與身邊的人建立和諧友好的關係，那麼，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製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範，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奸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絡。“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倫理與道德之間的關係一直是中西方哲學家討論的問題，現代人容易將道德和倫理混為一談，其實這兩者間雖然有必要的關聯，卻存在著差異。道德與倫理有著一定的關係，下面就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儒家文化思想中的道德與倫理間的關係，一起來看看吧。

　　禮與仁

　　儒家學說有兩個基本概念：禮與仁。如果進行道德哲學分析，那麼，禮可以視為倫理尤其是倫理實體的概念，仁則可以視為道德尤其是道德主體的概念。禮與仁，可以說是倫理與道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表達。

　　一般認為，儒家學說尤其是道德哲學是以“仁”為核心的。理由有二：其一，禮是孔子的繼承，仁是孔子的創造；其二，在儒家論述中，尤其《論語》中，仁出現頻率比禮多，地位也更重要。但是更需要思考的是，在禮與仁之間，孔子的根本目標是什麼？是建構一個“禮”的社會，還是“仁”的個體？二者之間有沒有一個誰更優位的問題？《論語》中的一段話對“禮”與“仁”的關係進行了重要詮釋：“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以“仁”說“禮”，以“禮”立“仁”。可見“仁”的根本目標是“禮”，孔子以“復禮”為自己的使命。“復禮”必須“克己”，“克己”就是超越自己的個別性，達到孔子所謂“大人”的“普遍性”。“克己復禮”的過程，就是“仁”的建構過程。

　　從道德哲學角度看，“克己復禮”是一個道德與倫理同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復禮”確實具有目的意義。只是，孔子為了實現“復禮”這一目標，著力解決如何建構“仁”的道德主體這一問題。他對“仁”之於“禮”的意義強調到如此重要，以至於人們會以為“仁”比“禮”更重要。所以，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倫理與道德在孔子體系中的地位，那就是：禮仁同一，倫理與道德合一，倫理優先。

　　孔子的這一思想在孟子那裡得到更為具體的闡發和辯證展開。孟子的一段話能夠代表儒家關於倫理與道德關係的理論。“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段話中，最關鍵的是“人之有道”與“教以人倫”之間的關係。儒家學者關注的是如何防止人“類於禽獸”。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教以人倫”，透過倫理教化，實現人格完善，達到克己復禮的目的。

　　天與理

　　在儒家體系中，對倫理與道德關係在不同歷史發展時期也有不同表述。在孔子是“禮”與“仁”，在孟子是“五倫四德”，董仲舒以後則是“三綱五常”。無論如何演變，倫理與道德始終一體，而且“禮”、“五倫”、“三綱”的倫理，之於“仁”、“四德”、“五常”的道德總是具有優先地位。用現代道德哲學的話語詮釋，中國傳統道德哲學總是在具體的倫理情境中建構道德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而不是訴諸西方式自由意志之類的抽象。

　　孔子以後，在中國傳統道德體系尤其是儒家體系中，總有三個結構性元素：倫理性的禮或人倫，道德性的仁或德性，而修養則是它們之間使二者同一的“第三元素”。修養的關鍵在於“修身養性”。“身”即人的個別性或所謂“單一物”，“性”即人的公共本質或所謂“普遍物”。“性”作為普遍本質為人所共有，因而需要“養”；“身”作為個別的感性存在則潛在某種道德上的危險性，因而有待“修”。“修身養性”的過程，簡單說就是克服人的自私，完成人的社會性。

　　可見，對於倫理與道德的關係，在儒家思想中說是禮仁合一，倫理道德共生，倫理優先。儒家學說以道德理想主義和倫理理想主義，對現實的倫理存在和道德狀況採取批判的態度，提出“內聖外王”，“聖”是“王”的前提條件，以此作為對“王者”的道德教訓。宋明理學透過儒道釋的融合，以“理”或“天理”統攝“禮”的倫理與“仁”的道德，也是倫理與道德統一的一種詮釋。到了理學階段，中國道德哲學核心概念，已經不是“禮”，也不是“仁”，而是“理”。

　　與西方相比，中國沒有強大的宗教。但人們一般承認中國倫理尤其儒家倫理的準宗教意義，這不僅因為中國倫理以家庭倫理為基礎，也不僅因為作為完成形態的中國傳統倫理的宋明理學中已經融合了佛教的因素，宗教參與了中國倫理的歷史建構和現實發展，更重要的是，倫理精神本身與宗教有相通之處。倫理必須作用於人們的精神才能在現實社會中實現。所以，中國道德哲學一開始就設定了兼具倫理與宗教意義的“天”的概念。到了宋明理學，形成所謂“天理”概念，標誌著中國傳統道德哲學的完成。

　　“天”與“理”的結合，是倫理與宗教的結合。這種結合不能一般地解釋為道德哲學中融合了宗教的因素，而是可以看作中國倫理與宗教在哲學上的文化相通。在西方，倫理的實體被人格化，這就是上帝。在中國，倫理性的實體被哲學地把握和表達，但由於它同樣具有某種終極性的意義，同樣具有神聖性，因而寄託於集自然、倫理、宗教於一身的“天”的概念以表述和表現。孔子著力於“仁”，堅持“為仁由己”，求“仁”得“仁”，但卻認為“仁”是一個精神境界。“倫”的實現，有賴於“精神”的信念和信仰，“倫理”便是所謂“倫”之“理”。

　　因此，不僅實體性的“倫”，而且作為達到“倫”的條件的“精神”，都具有某種宗教的哲學氣息。西方最擔憂的問題是：“如果沒有上帝，世界將會怎樣？”中國自孔子始最擔憂的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倫理”與“精神”圓融而成的“倫理精神”，不僅一般地意味著二者的同一性，更重要的是指謂“精神”是“倫理”的條件。二者的同一，是倫理存在與倫理方式、倫理能力的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