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的法制思想

　　先秦法家的政治思想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法家對人治的詰難。“若使遭賢而治，遭愚則亂，則治亂續於賢愚，不繫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尹文子》） “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者亦不為桀紂。抱法則治，背法則亂。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韓非子》）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韓非子》）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非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非法而治國。其二，法與法治。何謂法？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尹文子》）“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置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　法治與無為。“大君任法而不弗躬，則事斷於法。”（《慎子》）“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法治與尚同。“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法治與正名。“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名稱者何？彼此而檢虛實者也。失者有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定此名分，則萬世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尹文子》）其三，法治之根據。民何以會爭奪？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心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民何以會聽從？“明主之治國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從。”（《韓非子》）法治無愛乎？“相憐以衣食，相惠以秩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後樂；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之相憐也。”（《韓非子》）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韓非子》）其四，法治於君之意義。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其五，法家的缺陷在於：物治主義—忽略人之主觀能動性。“民智之不可用也，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首筆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知其所大利也。”因而特重刑法之規約和壓制。其最大缺點在於立法權不能正本清源。“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所是，合古之法乎？”（《後漢書·杜周傳》）

　　先秦法家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獎勵耕戰，譭棄詩書，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主張以法治國。 法家流派主要盛行於戰國時的韓、魏、趙三國，早期的法家學派人物亦來自這三個國家，商鞅是魏國人、申不害是韓國人、慎到是趙國人。法家之中有三個流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這些流派思想由韓非子集以大成，構成了法家思想的核心。法家學說是一種純功利主義的思想體系，內容核心主要是針對君主如何加強統治。在戰國時代，“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法家思想在鬥爭中相當實用。儒家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未免顯得有些“愚遠而闊於事情”了。西漢後期，法家思想被儒家所吸收，“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以儒法並用、“儒表法裡”的理論治理國家，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掉。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主張“以法治國”，以“法治”而聞名，並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也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當然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迷信法律的作用，強呼叫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對輕罪也實行重罰。法家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獎勵軍功制，以軍功受爵，秦滅六國統一中國，軍隊戰鬥力之強大，法家思想的作用在此值得肯定。法家的思想主要包括：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他們談法律的作用。法律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慎到曾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的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併戰爭的勝利。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法家“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韓非時，他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提倡以法制為核心思想的重要學派，以富國強兵為己任， 《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純粹的理論家，而是積極入世的行動派，它的思想也是著眼於法律的實際效用。法家思想包括倫理思想、社會發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諸多方面。法家倫理思想。法家倫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

　　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