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中國史：中原文化與中原崛起有什麼關係

　　中原文化的發源地是河南省，如今的中原文化就是以中原地區河南省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說到中原文化的起源於傳承，可以追溯到史前。發展至今也可以算的上是半部中國史了。接下來我們就來了解中原文化與中原崛起有什麼關係。

　　史前文化

　　中原的史前文化，時間久遠、內容豐富、領域廣泛。8000年前左右的裴李崗文化，在新鄭裴李崗遺址出土了數百件磨製石器和陶器，在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新石器時代的房址53座，窯穴370座、陶窯13座，以及灰坑、墓葬、甕棺葬等，出土文物近5000件，特別是出土的世界上年代最早、儲存最完整的骨笛，改寫了世界音樂史；出土的釀酒遺物，被美國人配方複製後，生產出來了9000年前的古酒，引起世界轟動。

　　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磨光石器，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時代我們先民們的生產生活狀況。5000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河南也發現了相當豐富的陶器動物浮雕及鼎、罐、壺等文化遺存。

　　由此可以看出，史前文化在河南發現不只一處，也不只是少數、若干處的幾件歷史遺存，而是連續的、有規模的歷史遺存。這些都充分表明河南在整個史前文明時期都處於領先地位，也足以說明中原大地是中華民族文明最早起步的地方之一。

　　神龍文化

　　神龍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貴的象徵。河南是龍的故里。被稱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陽一帶“以龍師而龍名”，首創龍圖騰，實現了上古時期多個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稱為又一人文始祖的黃帝，在統一黃河流域各部落之後，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鄭一帶也用龍作為新部落的圖騰，我們今天的中國人被稱為“炎黃子孫”和“龍的傳人”，就是因此而來。

　　從發掘出土的文物來看，我省發現的龍文物不但歷史久遠，而且最為正宗。濮陽蚌龍距今6400年，是中國最早的龍形象，被考古學界譽為“中華第一龍”；在“華夏第一都”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學者命名為“中國龍”，等等。這些龍文化的遺存從夏、商、周到漢唐、明清一脈相承，都是中華民族龍圖騰的源頭，在形態上可以說都是北京故宮裡各種龍形象的祖先。

　　中原和全國各地的民俗，也有不少與龍有關，如每逢喜慶之日舞龍燈，農曆二月二祭龍王、吃龍鬚麵，端午節賽龍舟等。這些文化除了在中華大地傳播承繼外，還被遠渡海外的華人帶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國的華人居住區或中國城內，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飾物就是龍。從中原大地產生並完善的龍形象，目前已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徵、中華文明的精神核心、中華民族團結的紐帶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農民工“禁租令”

　　無論城裡人還是農民工都希望獲得美好的生活。城裡人不希望自己生活被農民工干擾，而農民工需要在城市空間裡繼續生活夢想，釋放自己的心情。生活方式的碰撞，讓一些小區居民找到小區物業，下發“禁租令”，不許居民將房屋租給農民工。

　　在一個社會分層的年代，這種尷尬是難免的。當“生活權”遭遇“生存權”，誰應退避？當“鄉土文化”遭遇“城市文化”，如何取捨？人是平等的人，現在，我們也只能希望，透過理解、包容、寬容這些價值疏導，來讓二者達到融合的理想境界。

　　問題是，這種美好希望，不是一下子就能達致的。因為文明的融合，從來也不是速成的，它需要時間積澱文化力量來打破障礙。解決當下最直接最顯性的客觀矛盾，必須及時透過公共管理來完成。在這種情況下，選擇以最務實的視角看待文明衝突，就顯得特別重要。

　　社會學家費孝通曾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城市管理的職能，不就是讓生活更美好嗎？不就也是讓每個人覺得自己的“美”被捏衛嗎？現在，公共管理需要做的事，也就是讓城裡人與農民工應該“各美其美”。

　　要做到這一點，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要求城市管理者，真正能夠懂得欣賞這二者身上都包含著“美”。也就是說，要拋開簡單的“先進”與“落後”的固化思維判斷，拋棄城鄉二元差別的傳統思維，去承認他們當下的生活，都有現實的美好價值。

　　事實上，今天的城市文化，也未必就比鄉村文化有著更高品質。中國城市化程序很快，但不代表文 明就跟得上城市發展的腳步了。中國是傳統的鄉土社會，鄉村文化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根。面對很多城市管理困局，很多人在找不到答案的時候，甚至要回到以前鄉 紳治理格局下，才找到突破口。僅從文明程度來看，也不必就以為，城市文明就高於鄉村文明。

　　以農民工為例，這個群體身上帶著濃厚的鄉土文化底色。這種文化可能顯現出粗鄙的一面，但是， 與很多城市衣著光鮮，守在封閉狹隘空間裡的城裡人相比，農民工很多生活情態，也經常包含城裡人身上缺少的自由、真誠、灑脫、開放等等文化元素。在一個價值 多元、生活方式多樣的時代，如果只是簡單以身份地位、經濟實力的高低，來判斷不同人的生活價值高度，那就容易陷入文明的死衚衕。

　　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能給相關人群帶來不一樣的幸福感。這就是大美。現在很多城裡人也未必篤 信自己真的就過得比農民工幸福。對城市管理來說，最大的價值實現，也就是保障生活在城市的不同人群，都能找到屬自己的最大幸福。從這個意義講，拋開文明歧 視，回到權利視角，對農民工管理告別臨時化思維，平等納入到公共管理的格局下，就是惟一路徑。

　　在今天的社會結構下，也沒有人可以生活在“孤島”上。住在小區裡的城裡人覺得農民工讓他們很 不爽，換個角度看，租在小區裡的農民工同樣覺得城裡人令人鬱悶。不要以為小區就是城裡人的小區，那也是農民工建的小區。誰對誰錯，誰是誰非，歸根結底，法 無禁止即可行。禁租令缺少法律正當，城裡人繞不開這樣的理虧。當然，你可以質疑農民工的道德問題，但道德更多還是用來律己的。

　　法律的歸法律，文明的歸文明。當前，城裡人與農民工，仍然可以“各美其美”。當然，要想讓城 市變得更加寬容開放，城市管理者也必須迅速告別城市本位主義，懂得尊重城市裡每一個群體的權利與尊嚴，比如，對農民工不再臨時化管理，把農民工納入到城市 人群下，迴歸權利與法律視角，這樣城市才會讓生活更美好。

　　道教文化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文化，道教文化的思想得到大部分人民的認可，道教的宗旨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了中國傳統的文化，並且影響著中國的民俗和傳統文化。道教的文化和中國的民俗也是息息相關，下面由小編帶大家瞭解道教文化與中國民俗之間的關聯，一起來看看吧。

　　一、道教文化對民間節日的影響

　　由於古代人們對於一些奇怪自然現象的不理解造成其對自然的敬畏，同時又依賴於自然的給予，於是古代人們就認為這是神靈在主宰的世界，對其產生崇拜之情。杜撰出很多神仙式的人物併產生了很多民間節日。這些節日及其相關的風俗習慣與道教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很多是源於道教的傳說，甚至純粹是道教節日。下面列舉幾個例子，從中不難發現道教文化對中國傳統節日的影響。

　　春節：古代人們過一個年，現在我們過兩個年。即陽曆年和陰曆年。為了區別開來．我們現在把陽曆年叫“新年”或“元旦”，把陰曆年叫做“春節”。其實，按人們的傳統習慣，尤其是在農村，重視的仍然是陰曆年。所以．“春節”成為我國最盛大的節日。在春節期間，有豐富多彩的活動。其中有很多源於道教的思想學說。

　　元宵節：元宵節這天要吃元宵，點龍燈。元宵節燃燈的習俗起源於道教的“三元說”。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十月十五日為下元節。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別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樂，故上元節要燃燈。上元節是道教的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清明節：清明節也是道教的重要節日。道教奉行的教義之中，就包括祭祖宗、禮神明的內容。道祖老子認為，人們依道而行，就會有“子孫以祭祀不輟”的福報。清明節．又稱掃墳節、鬼節、冥節。曾有詩云：“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而每逢清明節，道教都要舉辦祭幽度亡的法會，以滿足信眾追思、感恩親人的願望。

　　重陽節：每年的九月初九，是我國的傳統節日“重陽節”。自古至今．重陽節在普通民眾的心目中都是閤家團聚的日子，唐代詩人王維曾有詩《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日：“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時至今日，重陽節依舊是在外的遊子倍加思念親人的日子。而重陽節的由來也源於道教故事。據《續齊諧記》所載，汝南桓景隨道士費長房遊學數年。長房謂桓景：“九月九日家有災難，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絳囊，盛茱萸以係臂，登高飲菊酒，禍乃可消。”桓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暴死，後重陽登高沿襲成俗。這就是登高飲酒的來歷，其中明顯有道教的影子。

　　許地山認為：“從我國人日常生活的習慣和宗教的信仰看來，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們簡直可以說支配中國一般人的理想與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道教文化對中國傳統節日影響深遠，其中的多種民俗均來自於道教祭祀活動，並且其中充滿了玄學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