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後來被稱為《史記》的史書創作，前後經歷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中國的文化開端有著孔子，除了這還有著老子，孺子等等一系列的文人名士，孺子便是徐稚。徐稚出生於漢靈帝初年，享年七十二歲，在歷史文化上也有著重要的地位。本期民族文化一起了解一下徐稚。
徐稚（97年—168年），字孺子，豫章南昌（今豐城市白土鎮隱溪村）人。東漢時期名士，世稱“南州高士”。曾屢次被朝廷及地方徵召，終未出仕。漢靈帝初年，徐稚逝世，享年七十二歲。徐稚因其“恭儉義讓，淡泊明志”的處世哲學受到世人推崇，被認為是“人傑”的典範和楷模。
是我國東漢時期著名的高士賢人，經學家，世人稱“南州高士”。徐稚謝世後，葬於南昌市進賢門外東潭巷鐵樹坡舊城壕溝邊。其墓為江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昌市的孺子路、孺子公園、孺子亭均是以徐稚的字號命名的。他的家鄉隱溪村就是因他在此隱居不仕而得名。
徐孺子一貫崇尚“恭儉義讓，淡泊明志”，不願為官而樂於助人，被人們尊稱為“南州高士”和“布衣學者”，成為千秋傳頌的“人傑地靈之典範”。他曾赴江夏（今湖北雲夢）拜著名學者黃瓊為師，後來黃當了大官，徐就與之斷交，並多次拒絕黃邀請他去當官。黃瓊死後，徐孺子身背乾糧從南昌徒步數日趕到江夏哭祭，後人敬佩道：“邀官不肯出門，奔喪不遠千里。”
相傳豫章太守陳蕃極為敬重徐稚之人品而特為其專設一榻，去則懸之。於是在王勃的名篇《滕王閣序》中便有了“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這不朽的名句，並且千古傳為佳話。陳蕃曾多次贈糧給徐孺子，徐認為“非自力而不食”，於是全部轉送給貧苦人家。
徐稺家貧，常常自己耕作，不是自己勞動所得的不吃。他為人恭儉義讓，周圍的鄰居都佩服他的品德。徐稺屢次被公府徵召，都不前往。當時陳蕃任豫章太守，用禮物請徐稺擔任郡功曹，徐稺沒有辦法，只得前往，等到謁見後就退出來。陳蕃在郡裡從不接待賓客，只有徐稺來特設一個榻，徐稺走後就懸掛起來。後來將他選為有道之士，到他家中任命他為太原太守，徐稺都不就職。
漢桓帝延熹二年（159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徐稺、袁閬、韋著等人。桓帝便用安車玄纁，備禮召請他們，都不出仕。桓帝便問陳蕃說：“徐稺，袁閬、韋著哪個在先？”陳蕃答道：“袁閎出生公族，聞道漸訓。韋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徐稺，出生在江南卑薄之域，如角之特立傑出，應當為先。”
徐稺曾經被太尉黃瓊所辟召，但沒有應命。等到黃瓊去世後歸葬江夏郡，徐稺才揹著糧食步行到江夏，設雞酒薄祭，哭完就離去，不告姓名。當時前來弔祭的名士郭泰等數十人聽說後，懷疑是徐稺，便派能言善辯的茅容輕騎追趕。
到了路上，茅容替徐稺安排飯食，一起談論莊稼之事。臨別時，徐稺對茅容說：“替我謝謝郭林宗，大樹將倒，不是一根繩子能夠繫住，為什麼棲棲不暇宣處呢？”後來郭泰的母親去世，徐稺前往弔祭，在廬前放生芻一束後離開。眾人奇怪，不知其中緣故。
郭泰說：“這一定是南州高士徐孺子哩。《詩》不說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我沒有德行承受啊。”漢靈帝即位初年，朝廷想用蒲輪徵聘徐稺，恰逢徐稺逝世，時年七十二歲。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主要表現在：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