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憂，亦不可不耽風月之”意為：人生在世，太閒會胡思亂想，太忙則靈性不顯。所以，有識之士不可不擔憂身心健康，也不可以不喜愛清風明月等自然景色的雅趣。

　　2、《菜根譚》“既抱身心之憂 亦耽風月之趣”曰：“人生在世，太閒則雜念橫生，太忙則真性不現。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憂，亦不可不耽風月之趣。”

　　

　　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的風尚。從宋太祖起歷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這時茶文化已成為整個宮廷文化的組成部分，飲茶成為宮廷日常生活內容，考慮全國大事的皇帝、官員，很自然地將之用於朝儀，因此，茶在國家禮儀中被納入規範。至於祭神靈，宗廟，更為必備之物。黃庭堅《謝送壑源揀茶》詩云：“曾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宋代還以麥料蒸茶以祀天，保佑豐收。蘇轍《複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雲：“大芽春米新秋後，麥粒蒸茶欲祀天。”

　　宋代宮廷茶文化的另—種表現就是上面提到的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朝廷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設茶床，皇帝出巡，所過之地賜父老綾袍茶帛。皇帝視察國子監，要對學官、學生賜茶。趙佶作有《子會圖》無論從徽宗本身的地位還是這幅畫表現的場景、內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閒常茶會。文人以茶為聚會儀式，或朝廷親自主持文士茶會已是經常行為。在《宋史·禮志》中到處可見“行茶”之記載。《夢溪筆談》載，宋代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舊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契丹使者辭行宴會上有賜茶酒之儀，辭行之日亦設茶床。

　　宋代以前，茶文化幾乎是上層人物的專利，至於民間，雖然也飲茶，與文化幾乎是不沾邊的，宋代城市集鎮大興，市民成為一個很大的階層。當時，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十分引人注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開封潘樓之東有“從行角茶坊”，而在封上門外馬行街其間坊巷縱橫，院落數萬“各有茶坊酒店”。宋代茶肆不僅在大城市十分興旺，小城鎮也比比皆是，小說《水滸傳》中有多處反映。最為大家熟悉的便是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它的興起把茶文化從文人化和上層社會推向民間，成為茶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汴京民俗有人遷往新居，左鄰右舍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茶湯，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客來則敬茶”之禮發展到近代“客來敬茶”之風遍及全國，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

　　“璞真綜藝染坊”的門牌號是“滇藏路43號”，在周城村17家染坊中規模最大。周城村的染坊多數為家庭作坊，

　　農閒、有訂單時才開工，“璞真”常年開工，忙的時候僱了30多人，是我們重點考察的扎染廠。它佔據了兩進院子，

　　染缸、漂洗池、甩幹機、曬架、石碾一鋪開，並不顯得寬敞。這幾天活路少，廠裡工人不多，

　　幾位中老年婦女有的在往白布上印花，有兩位在商店裡一邊招呼顧客一邊往印好花的布上扎花。

　　將紮了繩的布扭出一個個的疙瘩，所以扎染也叫“疙瘩染”，古籍中稱“扎纈”、“絞纈”，

　　“擷撮採線結之，而後染色。即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原色，餘則入染矣，其色斑斕”。民間工藝之所以有價值，

　　是因為它們具備手工藝尊重自然的本質，正宗白族扎染的核心價值在於三個元素：手工扎花，採用天然的板藍根染料，手工印染。

　　商業化滋生了對經濟利益的過度追求，導致競爭。周城村扎染市場的競爭還處於初級的無序階段，

　　各作坊主以壓低成本為主要的競爭手段，這破壞了周城村的扎染生態。除了個體家庭作坊，1983年周城村

　　成立了大集體性質的蝴蝶牌扎染廠，後來張仕紳將其改名為大理周城民族扎染廠。

　　村裡扎染最繁榮的時候，僅承擔扎染廠外包紮花業務的本村和周邊村民就超過5000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案白族扎染技藝傳承人張仕紳。

　　他生祖輩從事扎染之家，是周城村最好的手工藝人，雲南唯一一位國家級扎染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