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飲茶以普洱為主。唐代茶道歷經東晉到南北朝的飲茶文化積澱，大唐政治、經濟、文化的相對高度發展與社會安定，為唐代各種茶道型別號的形成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和文化基礎。茶道是烹茶飲茶的藝術。是一種以茶為媒的生活禮儀，也被認為是修身養性的一種方式，它透過沏茶、賞茶、聞茶、飲茶、增進友誼，美心修德，學習禮法，是很有益的一種和美儀式。喝茶能靜心、靜神，有助於陶冶情操、去除雜念，這與提倡“清靜、恬澹”的東方哲學思想很合拍，也符合佛道儒的“內省修行”思想。

　　

　　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的風尚。從宋太祖起歷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這時茶文化已成為整個宮廷文化的組成部分，飲茶成為宮廷日常生活內容，考慮全國大事的皇帝、官員，很自然地將之用於朝儀，因此，茶在國家禮儀中被納入規範。至於祭神靈，宗廟，更為必備之物。黃庭堅《謝送壑源揀茶》詩云：“曾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宋代還以麥料蒸茶以祀天，保佑豐收。蘇轍《複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雲：“大芽春米新秋後，麥粒蒸茶欲祀天。”

　　宋代宮廷茶文化的另—種表現就是上面提到的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朝廷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設茶床，皇帝出巡，所過之地賜父老綾袍茶帛。皇帝視察國子監，要對學官、學生賜茶。趙佶作有《子會圖》無論從徽宗本身的地位還是這幅畫表現的場景、內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閒常茶會。文人以茶為聚會儀式，或朝廷親自主持文士茶會已是經常行為。在《宋史·禮志》中到處可見“行茶”之記載。《夢溪筆談》載，宋代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舊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契丹使者辭行宴會上有賜茶酒之儀，辭行之日亦設茶床。

　　宋代以前，茶文化幾乎是上層人物的專利，至於民間，雖然也飲茶，與文化幾乎是不沾邊的，宋代城市集鎮大興，市民成為一個很大的階層。當時，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十分引人注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開封潘樓之東有“從行角茶坊”，而在封上門外馬行街其間坊巷縱橫，院落數萬“各有茶坊酒店”。宋代茶肆不僅在大城市十分興旺，小城鎮也比比皆是，小說《水滸傳》中有多處反映。最為大家熟悉的便是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它的興起把茶文化從文人化和上層社會推向民間，成為茶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汴京民俗有人遷往新居，左鄰右舍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茶湯，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客來則敬茶”之禮發展到近代“客來敬茶”之風遍及全國，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

　　中華民族是禮義之邦，素有“以茶代酒”的習俗，每逢宴飲，不善飲酒或不勝酒力者，往往會端起茶，道一句“以茶代酒”，以盡禮數，既推辭擺脫了飲酒，又不失禮節，而且極富雅意。這一軼事廣為應用，可知此典故是從何而來呢？

　　話得從頭說起，公元252年，吳太祖孫權病死，其子孫亮繼位，由幹後宮政變，孫亮之兄孫休上臺，到孫休臨終時，遺詔兒子繼位，任丞相濮陽興和左將軍張布為“顧命大臣”，輔佐幼主。豈知孫休屍骨未寒，兩位“顧命大臣”嫌孫休兒子太小，改立23歲的“長君”孫皓為帝。

　　孫皓初登王位，撫卹民情、開倉賑貧，深受黎群愛戴。後來過慣了帝王之奢侈生活，變得專橫拔扈，殘暴施虐、沉迷酒色，荒淫無度，不理朝政，盡失民心。孫皓好酒，經常擺酒設宴，強要群臣作陪，每設酒宴，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每人以7升為限，（按現在度量衡一升酒有二斤），不管會飲酒與否？必要碰杯大飲，每杯定要見底，孫皓是個暴君，說一不二，動輒殺人，誰個不畏懼於他？所以每次席間，一片狼藉，群臣七倒八歪，醉臥地上，醜態百出。其中有個人叫韋曜，酒量只有二升，韋曜原是孫皓的父親南陽王孫和的老師，任為太傅，謂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其因地位相當特殊．故此，孫皓對韋曜也格外照顧，早知韋曜不勝酒力，就在杯裡暗中換上清茶，韋曜也心領神會，故意高舉酒杯，“以茶代酒”乾杯，就這樣不至於醉酒而失態。

　　孫皓竊知二位“顧命大臣”嫌他性情粗暴，且酗酒如命，已流露出後悔立他為君之意．

　　孫皓不知感恩戴德，反而收押他們，並且放逐到廣州，途中派人追殺，誅滅三族。

　　韋曜是個耿直之臣，常諫勸孫皓，說他在酒席上令侍臣嘲謔公卿，以取笑為樂，長久以往，外相毀傷，內長尤恨。韋曜奉命譜錄孫皓之父南陽王孫和的事蹟時，因秉筆直書寫了一些他見不得人的醜事，觸怒了孫皓，公元273年竟被投入大獄，最後殺頭送了命。

　　公元280年，吳國為西晉所滅，孫皓做了俘虜，被遣送到洛陽，受封的爵位只是“歸命侯”，這個無能暴君苟延殘喘了四年，病故洛陽，時年42歲。說孫皓因酒誤國，遺臭萬年，恐怕也不為過，事實眾所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