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提出了十大主張：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
墨子主張用兼相愛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異，用交相利反對儒家的罕言利，用非命論反對儒家的天命論，用事鬼神反對儒家的不事鬼神，用節葬反對儒家的厚葬，用非樂反對儒家的禮樂。
墨子的非命、非樂旨在強調人力的作用，不同意儒家的親親主張，提倡尚賢，即選拔賢人來治國。認為社會動亂的原因在於人與人之間不能互愛互利，因此提倡兼相愛，交相利，以緩和衝突。
由兼愛發展的非攻認為攻人之國最為不利。以極端平等之思想催迫周秦之貴族政治。
墨子提出了十大主張：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
墨子主張用兼相愛反對儒家的愛有差異，用交相利反對儒家的罕言利，用非命論反對儒家的天命論，用事鬼神反對儒家的不事鬼神，用節葬反對儒家的厚葬，用非樂反對儒家的禮樂。
墨子的非命、非樂旨在強調人力的作用，不同意儒家的親親主張，提倡尚賢，即選拔賢人來治國。認為社會動亂的原因在於人與人之間不能互愛互利，因此提倡兼相愛，交相利，以緩和衝突。
由兼愛發展的非攻認為攻人之國最為不利。以極端平等之思想催迫周秦之貴族政治。
“尚賢”主張出現的社會背景是，西周時期的世官（世襲世代為官）制，到西周晚期出現的薦舉屬下或家族兄弟子侄為官，再到春秋末期至於戰國出現的薦賢，墨子學說中的“尚賢”主張，正是在適應社會思想的變化和社會需要中提出的。墨子認為為政的目標有三：國家的富強；人民的眾多；刑政的安定。若達到這三個目標，國君就得“尚賢”。墨子認為尚賢有三個步驟：官無常貴，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闢私怨。（《墨子•尚賢上》） 墨子舉古代聖王“尚賢”為據：“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是以賢者眾，而不賢者寡。此謂尚賢。”（《墨子·尚賢上》）為了達成尚賢的理想，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主張。《尚同上》篇記載，從最低層的百姓尚起，經過里長、鄉長、國君、天子，紛紛尚同，天子一同天下之義，才能把天下治理好，社會才能安定。墨子所提出的“尚同”，必須有“貴義”，從百姓到天子都以“義”為思想行為的準則，否則就不能稱為“尚同”。墨子為了實現尚同主張，將社會分成不同的階級，希望建立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政府組織，建設“兼相愛”的國家，進而發展為“天下太平”的世界。墨子針對以天子之是非為判斷是非標準的盲目服從的政治情況，提出了兩個措施：“民諫”與“天譴”。所謂“民諫”是指“上有過則規諫之”（《尚同上》），“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尚同中》）；在墨子構建的理想社會中，天子之下的各級長官都必須是絕對的賢者，如此上之不善而有待於民諫的情況就可以絕跡了。所謂“天譴”，《尚同中》記載，自天、天子以下直至百姓都得尚同。如果沒有達到尚同於天，就會遭到天的懲罰，降給人間災禍疾病。“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災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同乎天者也。”如果天子不仁，不能善治天下，天必禍之誅之。在《法儀篇》中舉堯舜、禹、湯、文、武因為兼愛天下，尊天事鬼，而受到天的福佑，被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服事之。至於暴虐之王夏桀、殷紂、周幽王、周厲王兼惡天下之百姓，侮辱鬼神，所以天降下災禍，使其失國身亡，為後世笑，子孫毀之。
“兼愛”即是“兼相愛，交相利”，墨子認為社會動亂攻伐，相互殘害，就是由人們“不相愛”而造成的，所以墨子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也就是不只單方面的愛自己，而是還要愛他人，不是單方面的使自己有利，也要使他人有利，墨子認為，“兼相愛”就是大家都要樹立把其他的國看成是自己的國，把他人的家看成是自己的家，把他人的身體看成是自己的身體，有了這種思想，就能把他人與自己同等看待了，而且墨子還認為，必須自己先做那些愛和有利於他人的親人的事，然後他人再報答我的愛和有利於我的親人的事，這樣，人與人之間就不會互相殘害了，因此，墨子說，要想天下太平就應當貫徹“兼相愛，交相利”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