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有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思想。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
墨家是中國東周時期主要哲學派別之一，與儒家、道家為代表的三大漢族哲學體系形成了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墨家約產生於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鉅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墨家被古代大家認為道家的分支，深受道家影響。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於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一、墨子所提出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強本節用等觀點，比較全面地體現和闡釋了人與人、國與國、國家與人民、生產與消費等方面的和諧思想，在中國的和合文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今天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文化淵源之一；
二、儒學、墨學相通互補是中國文化的主體結構，墨學和儒學都追求社會的和諧，希望建立起沒有戰爭，沒有爭奪，不爾虞我詐而是互助友愛的社會；
三、墨子的思想有其正確性和可能性，只要力行實踐，可以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
四、研究墨子思想，借鑑其學說的精華，對於人類正確認識自身、認識外界，維護世界和平，建設和諧社會，保護人類共有的地球家園，都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尚賢”主張出現的社會背景是，西周時期的世官（世襲世代為官）制，到西周晚期出現的薦舉屬下或家族兄弟子侄為官，再到春秋末期至於戰國出現的薦賢，墨子學說中的“尚賢”主張，正是在適應社會思想的變化和社會需要中提出的。墨子認為為政的目標有三：國家的富強；人民的眾多；刑政的安定。若達到這三個目標，國君就得“尚賢”。墨子認為尚賢有三個步驟：官無常貴，民無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闢私怨。（《墨子•尚賢上》） 墨子舉古代聖王“尚賢”為據：“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是以賢者眾，而不賢者寡。此謂尚賢。”（《墨子·尚賢上》）為了達成尚賢的理想，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主張。《尚同上》篇記載，從最低層的百姓尚起，經過里長、鄉長、國君、天子，紛紛尚同，天子一同天下之義，才能把天下治理好，社會才能安定。墨子所提出的“尚同”，必須有“貴義”，從百姓到天子都以“義”為思想行為的準則，否則就不能稱為“尚同”。墨子為了實現尚同主張，將社會分成不同的階級，希望建立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政府組織，建設“兼相愛”的國家，進而發展為“天下太平”的世界。墨子針對以天子之是非為判斷是非標準的盲目服從的政治情況，提出了兩個措施：“民諫”與“天譴”。所謂“民諫”是指“上有過則規諫之”（《尚同上》），“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尚同中》）；在墨子構建的理想社會中，天子之下的各級長官都必須是絕對的賢者，如此上之不善而有待於民諫的情況就可以絕跡了。所謂“天譴”，《尚同中》記載，自天、天子以下直至百姓都得尚同。如果沒有達到尚同於天，就會遭到天的懲罰，降給人間災禍疾病。“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災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同乎天者也。”如果天子不仁，不能善治天下，天必禍之誅之。在《法儀篇》中舉堯舜、禹、湯、文、武因為兼愛天下，尊天事鬼，而受到天的福佑，被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服事之。至於暴虐之王夏桀、殷紂、周幽王、周厲王兼惡天下之百姓，侮辱鬼神，所以天降下災禍，使其失國身亡，為後世笑，子孫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