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源自南宋末至元、明、清，出了數以千計的專家、學者和官吏，這得力於大辦教育。這大辦教育又深受朱子興學育人的影響。最顯著的標誌是書院林立，而擔任書院教授的又是各地名流。
起先，本籍教養子弟，不過是私熟和義學而已。其規模小、財力薄，且又在大村和大姓之所在地，山鄉僻壤和貧困子弟，讀書艱難，這必然造成人才的埋殃。
朱子在第二次回到家鄉時，已四十七歲，他寫了不少著作，對於理學的豐富和發展，在朝野間獲得了盛譽。早在他二十二歲擔任同安主薄時，“乃選縣之秀民充弟子員”擇師教子，“身加擇勵，並教為文諭之”。這就是說，他不僅編教材，而且授課。後來，他便親自辦學了，如竹林精舍。精舍是書齋，是學舍，是集生徒講學之所。直到他六十四歲任湖南安撫，作為封疆大吏，一省之長，還抓住教育不放，他改建嶽麓書院，“更擇爽塏改地而新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撥出一定數止的補助，使一些學子享受到政府給的待遇，對家庭貧窮而又勤學的青少年來講，確定解決了問題。同時，朱子在任期，“事論?與諸生討論回答，略無倦色。”
“讀朱子之收，揚朱子之風”，在婺源已成為時尚。
南宋末年，婺源開始興辦書院，地點在汪口，創辦了是俞皋。
元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曾任奉直大夫的汪無圭在縣城創辦了“文公書院”，蠻稱“晦庵書院”，明嘉靖時改稱“紫陽書院”。經過康熙和乾隆期間擴建，有頭門、二門、正廳、後寢及東西書房二十二間，東廊房九間，外房三間。清嘉慶九年（1804年），又再次大規模擴建，正廳、三賢堂、述堂、博學審問堂、慎思明辨堂、篤堂，共號舍七十間，另帳房一間，廚房二間，頭門門房三房，左右翼以閣院，左側還有餘慶祠，從此規模來看，比廬山的白鹿書院還要大，在院學子至少超過百四十人之眾。至民國二十年（1931年）停滯不前辦。這座書字的歷史共越四朝，達六百四十四年之久，為全國書院歷史最長者這一。
設在考川村的明經書院，為無朝時該村鄉紳胡澱創辦，院史亦達四百餘年。該院盛時，有房二百餘間。“四方學者去集”，歷十年，就有“學者盈千人”，授課、研討、著述，即是學校，又是社會科學研討和創作單位，首任山長（書院領導）胡炳文，就是一位著述家和教育家，史籍有記載。
還有一個著名的福山書院，建於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地址在中去村。清乾隆36年（1776年）擴建，中為講堂，東西有房六十間。民國時，廢，斷續亦達三百多年之久。
其他如虹東書院、崇振書院、霞源書院、開文書院、教忠書院、石丘書院、桂巖書院、湖山東書院、龍川書院以及遺安義學、中山書塾、虹東精舍、碧溪義學、東山學社、存古學社、太白精舍、芳溪義學、東湖精舍等，據統計，有160多年。
值得一提的是，座落於崇山峻嶺的閬山村，只有三四十戶人家，也辦了一所書院：閬山書院。創辦了為武弁出身的汪同，金弋鐵馬列者出資辦學不在本人家鄉的在畈浯村，而設在遠離數十里的窮山僻壤，史籍去：“蓋先生（朱熹）教化之功也。”據知情人士稱。該書院以培養中醫（藥）人才為宗旨，類似中醫藥初等學校。婺源出現大批中醫，與該院的影響有關。
上述書院、義學、精舍、書塾，地域分佈較合理，遍及城鄉。且有田畝賦稅，以資“膏火”（教授薪俸和生員津貼）。如紫陽書院有學田389.35畝；明經書院有350畝，其餘者各有百畝和十數畝不等。一些士紳亦有捐獻，清時的方錫榮“以父命捐二千金入郡紫陽書院”，清代婺源當局定下例規，茶商必須每年為書院出資“膏火銀”，資助金額多者為400兩。
在書院講學者多為名宦、學者，如戶部尚書汪應蛟、吏部尚書餘懋衡、光祿寺卿遊漢龍、翰林院五經博士朱德洪、能經史諸子百家之學的胡一桂，稱為“節齋先生”的潘榮，終身以師道自任的遊芳以及著名學者江泳、潘繼善、汪紱等等。外地學者有曾任禮部尚書的湛若水、休寧學者趙方以及丹陽的王作霖。當地的婺源縣令趙崇善、萬國欽亦不時到書院講學。一些規模較小的義學和私塾的教書先生，多為本村和外村的飽學之士，如方思山村，就有十八位以教學為業的知識分子。
教材多以儒家的四書五經和詩書禮樂學說，尤其是朱子的理學和有關著述為主，亦涉及諸子百家、陰陽醫卜、星曆術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