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開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句話的後半段是孔子說的,但是,“人之初,性本善”是誰說的呢?孔子沒說,孟子也沒說,荀子明白主張“性惡”,更不會說了。這句話其實是宋代人說的。我們不談哲學史上的複雜問題,單看這句話,立刻可以察覺“人性本善”的概念有兩大盲點:一是在經驗上缺乏佐證。試問每天電視及報紙的新聞中不是充斥著各種罪惡行徑嗎?有誰是本善的?如果“本善”是指出生時原本天性是善,一進入社會就被汙染了,那麼試問,組成社會的成人不也是本善的嗎?若把責任推到過去,那麼過去從第一個人出現以來,不也是本善的嗎?當然,我們同意人性非常複雜,而“本善”只是描述其主要特質,用以區別人與禽獸之別。但是,為了區別人與禽獸,不可說一邊本善,另一邊本惡,因為禽獸根本沒有善惡問題。只可以說“人有可能行善”,而禽獸與善惡無涉。既然如此,何必用“本善”來混淆視聽?第二個盲點是:善與惡都是價值上的概念,而任何價值之呈現,皆以“自由選擇”為前提。那麼試問:在一個人尚未有能力作自由選擇的年幼階段,怎樣判斷是“本善”?然後,一個人成長到可以自由選擇的時候,這種自由必然是同時向善與惡開放的,亦即任何自由的行動都可能導致善,也同樣可能導致惡。如此一來,說“本善”只是一句空話而已,無法透過邏輯的檢驗,亦即:善以自由為其前提,而自由這個前提又無法保證人一定會行善。因此,從邏輯角度來看,人性本善無法成立。向善而非本善批評“人性本善”的想法,是為了迴歸孔子的哲學立場。依我們對《論語》的研究,可以肯定孔子的觀點是“人性向善論”。以下試加以說明。首先,人的特色在於自由,自由是一種動力狀態。其形式是以“知、情、意”的結合為前提,譬如:我知道某事是對的,我喜歡做某事,以及我選擇做某事,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至今仍是一個無解的奧秘,而三者配合起來所提供的機會,就是自由得以運作的條件。我所說的“向”,就是指“自由”而言,它是由真誠所覺察的內在力量,要求我去實踐“應該”做的事。應該做的事,即稱為“善”,這一點稍後會再加以解釋。那麼,為何說“向善”?因為知道什麼事應該做,並不保證真的會去做,否則自由豈不是假的?不過,雖然人有自由,當他選擇不做該做的事,或者選擇做不該做的事時,內心仍會有“不安”或“不忍”的感受。這正是儒家思想的關鍵所在。自由加上不安或不忍,就是向善。如果進而質疑:是否每個人所不安、不忍的情況都一樣?答案是:“都不太一樣。”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從相近到相遠,就是不能說“相同”。既然如此,人性安在?事實上,“向”字就肯定了每個人的不安、不忍,必有程度強弱之異。一個人從小生長在幸福家庭,看到別人的小災、小難很容易於心不忍;反之,一個人從小飽經憂患,就可能要碰到悲慘之極的人,才會於心不忍。就他們都“可能”不忍來說,可知都是屬於“人”的一類;就他們不忍的情況有差異來說,可說是“向善”而非“本善”。這裡的關鍵在於“真誠”。許多時候,我們看到人情險惡,人間猶如叢林,那是因為人們忽略了內心真情,再一路走偏,愈陷愈深,就像孟子所謂“牛山之木”(《孟子·告子上》)的比喻,一座草木盛美的山,如果“旦旦而伐之”,每天每天地去砍伐它,最後成了寸草不生的禿山。但是,每座山原本都有“可能”長出花草樹木的!換言之,對人而言,性即向,向即性,所向者就是善。
如今走在大街小巷,經常會發現有相面算卦之人。相面之人不同,相術亦各有千秋,但無論哪種相術,皆言能推測人的前世今生,弄得神乎其神。不過他們相人之術都不及先賢孔子。孔子只用一句話就道盡了相人之術的奧妙,不禁令人歎服!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輅哉?人焉輅哉?”孔子說:第一要“視其所 以”──看他做事的目的是什麼;第二要觀其所由──觀察知道他的來源、動機也就是本心;第三要“察其所安”,就是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於什麼的,也就是平 常的修養。以這三點觀察人,“人焉輅哉!人焉輅哉!”──誰都沒辦法逃避。由此,一個人一生大概的命運如何也就有跡可尋了。中國有句古話叫“相從心生”。 即“有心無相,相由心變。有相無心,相隨心轉”也就是一個人思想轉變了,形態就轉變,譬如我們說一個人要發脾氣了,是怎麼知道的呢?是從他的面色上看出來 了,他心裡要發脾氣,神經就緊張,樣子就變了。所以這種從心理上的推斷是科學。而孔子觀察人講原則、講科學。也就是觀察一個人的做人處事,看他的目的何 在?看他的做法怎樣?前者屬思想方面,後者屬行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時的涵養,看他安於什麼?其實孔子的相人之術,更是我們為人做事應該遵循的準則。
為人做事要堅持自己的原則。“觀其所由”就是說看一個人要看他一貫的做法,這個一貫的做法就 是一個人做事的原則。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對待錢財,要“君子愛財,取之不道”,對家庭要“得志不張狂,糟糠不下堂”,為官要“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 謀。”為人堅持自己的原則,才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才能不趨炎附勢,堅持真理。
為人做事要勤於修養自身的品德。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一個人只有擁有了良好的德行,才能在社會中立身,才能贏得別人的信任。有德之人才幹才能正確地充分發揮,無德之輩才幹越高,惹來的禍事只會越大。
管仲 管仲對中國歷史的貢獻不僅僅是為歷代帝王提供了一個富國強兵的思想模板,也曾挽救中華文明於危難 之間。西周崩潰,平王東遷之後,東周王朝的實力日漸衰微,少數民族開始從四周向中原文明侵略。按照《公羊傳》的記載就是“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北狄 更是連續消滅好幾個中原諸侯國,黃河以北幾乎已經成為狄人的天下,中華文明危在旦夕。是管仲和齊桓公趕跑了北狄,幫助被滅的中原各國復國,挽救中華文明於 危難之間。孔子曾讚美管仲:“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就是說,沒有管仲,我們這些人如今就要披著散發,穿著狄人的衣服了。只此一件事,就值得我們 千古傳誦。可如今又有多少人,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知道管仲的功績呢?真可悲,真可氣。
管仲思想不但對古代社會有用,對現代社會也有借鑑作用。齊國當時的國情和管仲的治理方法或多或少能對當代人有所啟迪。並且當今國際社會和中國春秋時代也有些相似。各大國都無法消滅對方,都只想要稱霸。而管仲的思想就是“霸道”的思想。
我們可以依照管仲思想,結合當今國際社會實際情況,加以改造,形成新“霸道”。當然,此“霸 道”並不是說要最追求“霸權主義”。孔子曾經讚美管仲說:“管仲相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孔子老是讚美管仲--。)並不是要追求軍事、政治、經濟或者文化上霸權,而是向其他國家推行懷柔的政策,以德服人,以禮服人,構建和諧世界。如果能夠成功,雖無“霸”,實有 “霸”。
管仲所處的那個歷史時代發生的種種事件,管仲的處理方法,至今仍有借鑑意義。
既然管仲的思想這種重要,小生不才,想全面地展示管仲的思想和那段跌宕起伏的歷史。
1、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
2、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慄邑(今河南夏邑),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之風,倡導仁義禮智信。
3、相傳孔子曾問禮於老子,有弟子三千, ...
荀子是戰國時期的人,孔子是春秋時期的人。
荀子,名況,字卿,因“荀”與“孫”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稱孫卿。中國戰國時期趙國猗氏人,漢族。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時人尊稱“荀卿”。曾三次出齊國稷下學宮的祭酒,後為楚蘭陵令。荀子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提倡性惡論,常被與孟子的性善論比較。對重 ...
孔子是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魯(今山東曲阜)人,中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自漢代起中華文化中的主流學說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和他創立的儒家思想對古代中國及朝鮮等周邊國家有深遠的影響,被後世尊為萬世師表。 ...
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奠定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格局。孔子理想人格的基本內容是禮和仁。禮是外在的行為規範,仁是內在的精神原則。孔子的基本品行是溫良恭儉讓,即溫和善良恭敬勤儉謙讓,具體體現在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安貧樂道,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與人為善等方面。 ...
孔子老子和莊子不是一個時代的人:
1、老子和孔子同為春秋時代,莊子為戰國時代;
2、老子年長且孔子拜老子為師,莊子約公元前369年到公元前286年,所以順序是:老子、孔子、莊子;
3、老子為道家創始人,孔子為儒家創始人,莊子為道家代表人。 ...
鄉原即鄉愿,大體等於現在說的好好先生。這些人貌似好人,其實是對是非判斷毫無原則,對壞人壞事不敢批評,甚至助紂為虐,滋長了不良風氣,因此比直接做壞事的人更可惡。孔子知為知,不知為不知,其思想上追求實事求是,所以對這些好好先生極為痛惡。 ...
孔子是山東的人,孔子出生地魯國陬邑,今屬山東省曲阜市。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慄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生於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
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與弟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