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一生最大的貢獻和成就在於重新恢復了華夏地區的統一，結束了安史之亂以來長達200年的諸侯割據和軍閥戰亂局面。
飽經戰火之苦的民眾終於有了一個和平安寧的生產生活環境，為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名副其實的大分裂，一次是南北朝，另外一次就是五代十國，作為五代十國的終結者和大宋王朝的開拓者，趙匡胤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
宋太祖具有完美的人格魅力：他心地清正，嫉惡如仇，寬仁大度，虛懷若谷，好學不倦，勤政愛民，嚴於律己，不近聲色，崇尚節儉，以身作則等等，不僅對改變五代以來奢靡風氣具有極大的示範效應，而且深為後世史學家所津津樂道。
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的風尚。從宋太祖起歷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這時茶文化已成為整個宮廷文化的組成部分，飲茶成為宮廷日常生活內容，考慮全國大事的皇帝、官員，很自然地將之用於朝儀，因此，茶在國家禮儀中被納入規範。至於祭神靈，宗廟，更為必備之物。黃庭堅《謝送壑源揀茶》詩云：“曾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宋代還以麥料蒸茶以祀天，保佑豐收。蘇轍《複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雲：“大芽春米新秋後，麥粒蒸茶欲祀天。”
宋代宮廷茶文化的另—種表現就是上面提到的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朝廷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設茶床，皇帝出巡，所過之地賜父老綾袍茶帛。皇帝視察國子監，要對學官、學生賜茶。趙佶作有《子會圖》無論從徽宗本身的地位還是這幅畫表現的場景、內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閒常茶會。文人以茶為聚會儀式，或朝廷親自主持文士茶會已是經常行為。在《宋史·禮志》中到處可見“行茶”之記載。《夢溪筆談》載，宋代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舊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契丹使者辭行宴會上有賜茶酒之儀，辭行之日亦設茶床。
宋代以前，茶文化幾乎是上層人物的專利，至於民間，雖然也飲茶，與文化幾乎是不沾邊的，宋代城市集鎮大興，市民成為一個很大的階層。當時，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十分引人注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開封潘樓之東有“從行角茶坊”，而在封上門外馬行街其間坊巷縱橫，院落數萬“各有茶坊酒店”。宋代茶肆不僅在大城市十分興旺，小城鎮也比比皆是，小說《水滸傳》中有多處反映。最為大家熟悉的便是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它的興起把茶文化從文人化和上層社會推向民間，成為茶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汴京民俗有人遷往新居，左鄰右舍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茶湯，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客來則敬茶”之禮發展到近代“客來敬茶”之風遍及全國，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
1、杯酒釋兵權：趙匡胤雖然登上了皇帝寶座，但他卻不敢高枕無憂。透過這次兵變，他深刻地認識到，武將們在廢立皇帝、改朝換代方面有著非常大的能量。是啊，他自己既然可以以武將的身份和實力去推翻國君，其它將領不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推翻他嗎？想到這裡，他不寒而慄。尤其使他感到威脅的，是一些聲望較高又握有重兵的大將，為了防患於未然，趙匡胤決計拿他們開刀。
2、首先，太祖廢除了殿前都點檢一職，接著就導演了一出“杯酒釋兵權”的喜劇。一日，禁軍太將石守信等奉召來到後花園，太祖設宴相待。酒過三巡，太祖故作愁眉不展狀，開口說道：“我不是靠你們出力，到不了這個地步，但做皇帝太艱難了，實在不如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個晚上都不敢安枕而臥啊！”石守信等忙問其故，太祖就說：“這不難知道，誰不想做皇帝呢？”石守信等一聽，驚恐萬狀，紛紛表白道：“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不然！”太祖斷然說道，“你們雖無異心，然而倘若你們部下希求富貴，一旦以黃袍加你之身，你雖然不想做皇帝，能辦到嗎？”眾將一聽，都嚇得離席叩頭，請求太祖指示一條“可生之途”。太祖才表明了自己的真正意思：“人生如白駒過隙，求富貴者，不過想多積金錢，多多娛樂，使子孫免遭貧乏而已。你們不如釋去兵權，出守地方，方多買良田美宅，為子孫立永不可動的產業，同時多買些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再同你們結為婚姻之家，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這不很好嗎？”眾將明白了太祖的意思，一齊下拜說道：“陛下關心臣等，真可謂生死而肉骨啊！”第二天都稱病職。太祖大喜，安排他們到地方做節度使。趙匡胤幾杯美酒，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大將專軍權的問題，被譽為“最高政治藝術的運用”，成為千古佳話。
3、強幹弱枝：從唐朝中葉以來，形成了地方藩鎮權勢過大的局面，他們常常割據一方，乃至進行武裝叛亂，給朝廷造成嚴重的威脅。在宋王朝建立之後，趙匡胤依據宰相趙普提出的“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十二字方針，分別從政權、財權、軍隊這三個方面來削弱藩鎮，以達到強幹弱枝、居重馭輕的目的。
4、在“削奪其權”方面，趙匡胤陸續派遣文官到地方州郡擔任長官，以取代跋扈難制的軍人；並在知州之外設立通判，兩者共掌政權，互相牽制，分散和削弱了地方長官的權力。在“制其錢穀”方面，趙匡胤設定轉運使來管理地方財政，並規定，各州的賦稅收入除留開其正常的經費開支外，其餘的一律送交京師，不得擅留。這樣，既增加了中央的財政收入，又使地方無法擁有對抗中央的物質基礎。在“收其精兵”方面，趙匡胤將廂軍、鄉兵等地軍中的精銳將士，統統抽調到中央禁軍，使禁軍人數擴充到幾十萬，而地方部隊只剩下一些老弱兵員，只能充當雜役，缺乏作戰能力，根本無法和中央禁軍抗衡，這就摧毀了地方反抗中央的軍事基礎。
5、太祖透過對藩鎮權力的剝奪，對武臣的壓抑，改變了五代時期藩鎮割據、朝廷寡弱、武人跋扈、文臣無權的狀況，提高了中央的威權。在中央內部，太祖又著手分割宰臣的權力，為宰相設定了副相參知政事，來分散和牽掣宰相權力，宰相和參知政事統稱為執政，而軍政歸於樞密院，其長官叫樞密使，樞密院與執政合稱“二府”，財政大權另歸於三司，其長官叫三司使，號稱“計相”，這三者地位都差不多，都直屬於皇帝。透過對相權的分割，防止了大臣專權的局面，太祖就曾直言不諱地當面對宰相趙普說：“國家大事可不是你們書生說了算的。”說明宋代君主獨裁體制得到了空前的鞏固和加強。這些措施結束了唐朝中葉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但這些措施也使得官員增多，開支增大，權力互相鉗制、地方實力削弱，埋下日後積貧積弱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