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鋒：名人故居怎能想拆就拆

　　近日，有北京市民發現，位於西城區東冠英衚衕的末代皇帝溥儀舊居已被拆成一片廢墟。8月14日，西城區房管所副所長表示，溥儀舊居非文保單位，因暴雨損毀嚴重，成為危房並有安全隱患，舊居拆後將重新修繕復原。

　　溥儀舊居被毀壞，是十分可惜的。雖然這座建築不屬於古建築，但東冠英衚衕40號院是溥儀度過 人生最後時光的地方，是新中國將皇帝改造成公民的見證，至於房管所的“非文保單位，暴雨損毀嚴重，成為危房需拆除”的理由，無非就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 試問這樣拆除之後重新修繕的故居對於學習歷史、見證歷史又有什麼作用？這樣的“拆房熱”如果不加以制止，不僅會耗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且還會使得 大量的精神財富、文化財富消失殆盡。

　　無獨有偶，據《新京報》報道，今年三月份，位於北京西城區磚塔衚衕西頭的84號院，因魯迅先 生於此創作出《祝福》而聞名的魯迅故居，被西城區文委下以“該院並非文物或掛牌保護院落”的最後通牒，最終難逃厄運。今年一月份，位於東城區北總布衚衕 24號院的梁思成故居所在地，也已基本被拆掉，只剩門樓旁一小間。門樓的屋頂只剩幾根房梁，從門樓走進去後可見一片殘磚爛瓦，門樓旁邊的倒座房已全部被 拆。

　　僅僅是因為“非文物保護單位”，便可藉以修繕的名義想拆就拆，完全不顧其蘊含的歷史價值，於 情於理都難以讓人信服。國家文物局新聞發言人曾明確指出所謂“維修性拆除”、“保護性拆除”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也違背了文物保護的基本原則。凡涉及不可移 動文物的各類建設性活動和保護維修專案等，都必須嚴格遵循文物工作方針，依法報批。對於違法損毀或拆除不可移動文物和文物保護單位的行為，必須依法處理。

　　隨著城市化浪潮的推進，越來越多有文化價值的建築因為各種商業目的和城市改造，而被強制拆除。如果這種風氣得不到遏止，我們的精神財富將會越來越少。

　　面對名人故居的屢次淪陷，我們應當認識到，這是由於公眾缺乏對故居價值的全面認識，以及立法 不健全而造成的。願意修繕，難能可貴，但像西城區房管所這樣完全拆除後的修繕，早已無任何意義可言，在公眾的心中，修繕後的溥儀故居恐怕不再是一段歷史的 見證，而變成一個城市的創傷。

　　當然，我們並不反對拆除損毀較為嚴重的名人故居，但是也應當在聽取專家的意見後走必要的法律 程式，而目前這些必要的程式顯然只是形同虛設。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座名人故居都見證了一座城市的點點滴滴，見證了一段不平凡的歷史，故居固然可以拆後重 建，但故居的精神內涵卻永遠難以重建。

　　艱難的救援

　　8月29日，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區肖家灣煤礦發生特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在隨後的救援會議上，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局長楊棟樑說：“我們在現場指揮，找不到一張圖，一會兒這樣畫，一會兒那樣畫，不知道井下是個什麼樣的情況，像一個迷宮。”

　　這座國家批准成立的合法煤礦裡，竟然找不到一張像樣的圖紙，用國家煤監局局長付建華的話說，“嚴重影響了搶險救援工作的有效開展”，發生礦難是一種不幸，但至少被困井下的礦工還有被救的希望，而沒有符合實際的圖紙，大大增加了救援難度，使礦井成為吞沒生命的機器。

　　在礦難發生後，救人理所當然是第一要務，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爭分奪秒。準確及時的救援，是被困 礦工重生的最大希望。沒有圖紙，救援人員很難對井下情況瞭解清楚，很難保證救援方案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影響了救援效率，更是增加了救援的危險程度。這樣的 結果是，拖延了救援時間，導致了“第二次礦難”，是遇難人數不斷重新整理的重要原因，截止9月3日已經45條鮮活的生命凋零。

　　而《煤礦企業安全生產許可證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要有反映實際情況的圖紙：礦井地質和水文地質圖，井上下對照圖，巷道佈置圖，採掘工程平面圖……”清晰真實的圖紙是煤礦企業取得資格的硬性條件，有著明確的法律規定。

　　但實際上，這條法律形同虛設。以往，礦難發生後，還能有一張明確清晰的圖紙，讓救援人員“按 圖索驥”，有的放矢，有勁能夠有地方用。而企業的奔命逐利，最大限度地榨取著安全生產空間。肖家灣礦難揭示的真相足已昭示其對安全生產法規的漠視，違法違 規超能力、超強度、超定員組織生產；譬如安全生產管理極其混亂，無風微風作業，以掘代採，亂採濫挖，生產方式落後等等。

　　最令人憂慮的是，利益誘惑下整個監管鏈條的崩塌。正常執行的監管體系完全可以糾正或壓制企業 的逐利衝動，對於阻止礦難的發生至關重要。可“迷宮礦井”裡的悲劇，再度顯露，安全監測監控設施不健全、形同虛設，瓦斯聚積超標仍沒有停產撤人；安全監管 存在漏洞，檢查驗收把關不嚴，讓“安監整治率達100%”成為一個莫大的諷刺。

　　公眾早已審礦難疲勞，但每一次生命的消逝總是讓我們不斷追問，如此多的環節只要有一個不發生問題，都可能挽留很多人的生命。即便發生了礦難，總該有一張能夠用來救命的圖紙吧？每當我們滿懷希望地想象時，等來的卻是失望，是法律、道德和人性底線的一次又一次的失守。

　　謎一樣的礦難有太多的問號，幾乎每一個疑問都能讓監管部門無言以對。一個連圖紙都不真實的煤 礦是如何獲得安全許可證的？是如何逃得過安全檢查的？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在利益的誘惑和裹挾之下，監管猶如空氣一般，被無視，被戲謔，被踐踏。毫無疑問， 監管部門的失職、瀆職是煤礦企業肆無忌憚的原因。

　　所以，正是徒具形式監管催生了“迷宮礦井”，要走出這個迷宮，不只要追究煤炭企業的生產責任，對監管部門應該啟動問責程式，唯有依法嚴肅追究，才能告慰遇難的亡靈，才能讓僵硬麻木的企業經營者和監管者恢復對生命逝去的痛感。

　　不讓學生髮論文的李衛東教授

　　李衛東是南開大學教授，因為他阻止自己的博士生髮表論文，反抗教育體制，引起輿論的關注。李衛東一向對發表論文與學位掛鉤深表反感，他曾說：“需要改變的不是我，而是這個制度本身。”但他這麼做是以學生的前途為代價的。他的學生雖然畢業，卻無緣學位。

　　在我們的觀念中，一個人與體制對抗，幾乎被視為一種悲壯的行為。但這次李教授卻將學生的前途和利益，當做擲向體制的“炮彈”，將自己包裝成鬥士，學生則淪為炮灰。悲壯裡卻沾染了太多的自私。

　　在當前的研究生培養體制下，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是博士們畢業的“必修課”。如，南開大學要求本校博士須在SCI或EI的索引源刊物（SCI和EI是自然科學和工科核心期刊的索引），發表至少一篇論文，否則就拿不到學位。這種“一刀切”的做法風行於各大高校。

　　這 種做法看似是對博士生水平檢驗，其實夾帶了高校利益的“私貨”。教師和碩士博士的論文數量，關乎學校的排名。於是，學校為功利，發表論文成評價教師和學生 的硬性指標，論文與教師的工資獎金掛鉤，與學生的學位和獎學金掛鉤。如此，學生的畢業權旁落到期刊編輯手中，滋生了“論文腐敗”，拿錢買版面，早已是公開 的秘密。

　　用論文“綁架”學位，顯然過於僵化，流露出體制積弊。如此體制固然是催生“學術超人”和“學術民工”的誘因。然，這牽扯到一個評價體系的問題。時下，中國教育的評價體系是量化的，對於博士來講，主要是發表論文的質量和數量。

　　顯然不能單純地以發表論文論英雄。不過除此之外，還有更讓人信服的指標嗎？有學者稱，“評價學生的能力有很多方面，如實驗能力、創新能力等”，難道寫論文不能體現出上述能力？若不能，又如何評判實驗和創新能力呢？

　　發表論文像高考一樣，弊端叢生，可又不能取消。在中國這個關係社會，一些需要自覺遵守的規則，處於被遺棄的境地。上文提到，在論文方面搞“一刀切”過於僵化、呆板和冷酷，退一步，如若沒有這個硬性指標，高校教師和博士們就會安心作學術？

　　在一個更好的考試方式或評價體系，被髮明創造出之前，高考不可能被取消；一個更好的學術評價體系被開發出之前，發表論文還將是核心重點。

　　在當下急功近利的社會，若高校教師的收入與論文脫鉤，博士學位亦與論文脫鉤，有多少教師和博士還能潛心學術？即便有這個硬性規定，仍然擋不住高校教師和博士們，搞各種兼職，撈取各種外快。

　　不論是高考還是發表論文，似乎陷入一種窘境：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硬性規定太多、太死，埋沒了一些人；若太少或沒有，則會放縱一些人。每年高考，總是有很多人衝著高考制度扔板磚；每年碩士博士畢業，總是有很多人衝著論文制度“開炮”。

　　對制度不滿，牢騷幾句可以，但是拿學生或者他人的利益作為犧牲品，來反抗體制，就顯得有些自私和過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