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都民俗:講古

　　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的宜都市，是塊兵家必爭人傑地靈的寶地。紅花套原始村落，荊門山江關會戰，陸遜火燒連營，楊守敬名播東瀛，白蓮教首義，賀炳炎投軍……燦爛的古老文明，雄壯的歷史話劇，睿智的先輩前賢，讓宜都人為之自豪，使宜都人酷愛“講古”。宜都方言講古，類似北方的侃大山和西南的擺龍門陣，就是現今的講故事。

　　講古聽古是宜都人的癖好，從毛頭小子到耄耄老者無不痴迷。記得孩童時期，發育中的大腦猶如天坑猶如海綿始終裝不盡填不滿，聽講古和讀課本同樣如飢似渴。五、六十年代的鄉村，沒有廣播電視，難見報章雜誌，借一本書就像“謀寶貝”，看一場戲就象“打牙祭”。供不應求的文化境況，高抬了粗通文墨的“講古”人。張大叔舊社會讀過私塾做過道師，險些划進“地富”行列。老上中農成份雖高，卻是村裡一位活寶，特別受人敬重。無論勞作還是休閒，總有一夥人纏著他講古，就象蜜蜂圍著花兒。張大叔精瘦乾癟的身架，裝著一腦子一肚子的“古”，低頭百句信手拈來，三天三夜不炒剩飯。張大叔輕易不開口，開口樂死人，講起來慢條斯理一本正經，聽古的津津有味眉飛色舞，不時笑得前仰後合。諸如放牛娃子智鬥財主曾克保（真刻薄）、半邊銅錢整倒惡棍梅良信（沒良心）、種田漢巧難大學士、窮書生痛斥糊塗官、趙公明接郎中、巧媳婦對對聯……幽默詼諧，妙趣橫生，描繪世間百態，寓意人生哲理，給人一份輕鬆快樂的享受。有時帶點“葷”，成年人摻和著逗笑，伢子們只聽不吱聲。聽古的常常貪得無厭，有時聽了一個再求一個，有時打破沙罐問到底。張大叔約法三章，堅持事不過三，總是留一點“欠欠味”。張大叔常年講古，帶出一批小徒弟，徒弟們偶爾賣弄，推磨轉圈一人一個，講古的陣勢越來越大。那時鄉村勞作有一條規矩，“口裡講古手裡搖櫓”，不允許耽誤農活。一邊講古一邊幹活，往往不覺得累，格外出活兒。村裡還有個施大爺，喝過的墨水多，會下棋，會吹簫，尤其會拍楠管。蒙著蛇皮的楠竹管，外加雲板和鈴子，是施大爺講古時伴奏的三樣“家業”（道具）。田頭稻場，農舍廳堂，擺一張桌子就成。施大爺拍楠管講古，以長篇書目為主，《岳飛傳》、《薛仁貴》、《三俠五義》、《桃園結義》、《乾隆皇帝下江南》是拿手好戲。施大爺談笑風聲，時而編套話，時而加水詞，時而賣關子，讓人心絃緊扣欲罷不能。最難忘施大爺那雙會說話的眼睛，正視斜視，白眼瞪眼，皺眉展眉，表達喜怒哀樂，引導人們陶醉其間。農家紅白喜事，不難請到施大爺。施大爺不計較酬勞，三元五元可以，一段布料也行，有了細茶毛煙好酒款待，一講就是深更半夜。

　　伴隨宜都解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日白談情講古逐漸被新故事活動所替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成為其靈魂。七十年代初，武漢部隊勝利文工團評書演員孫家喜復員還鄉，同劉忠武等人一起引發宜都故事新潮。宜都新故事以民為本，以土為根，吮吸民族傳統藝術的乳汁，應用宜都人熟悉的方言，對真善美熱情謳歌，對假醜惡無情鞭笞。劉忠武創作的《拔掉毒根》最早載入《文藝作品選》，靳洪本演講的《黑虎崗》率先進入省城。近千個故事載入報刊，數百個故事員登上講壇，百多人榮獲創作表演獎，宜都成為全國民間故事之鄉。工農兵幹學商廣泛參與的群眾性故事活動，造就徐榮耀式的故事大王脫穎而出。與共和國同齡的徐榮耀，下鄉糊過泥水灑過汗水流過淚水，生活雄厚、能寫會講，徐榮耀創作的《藝出一家》，活龍活現地地嘲諷爹媽兒媳四個賭博佬，“賭博佬打牌，不認爹和媽，奉勸世人人，莫學這一家”，在場場鬨笑聲中警醒世人。徐榮耀創作頗豐，受省文聯推薦，出席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全國青年業餘文藝創作者會議，有幸在老舍茶館同笑星姜昆神侃。徐榮耀的得意門生楊明，一副胖乎乎的笑面羅漢相，他把師傅的《武大郎賣燒餅》改成《武小郎賣燒餅》演講的姿態活象其師，贏得滿堂喝彩。故事之鄉故事多，豐富了宜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今鄉村有了報刊有了電視，宜都人依然迷戀故事。人們願意擠成一砣，一起牽腸掛肚，一起提心吊膽，一起怒髮衝冠，一起捧腹大笑，一起隨聲附和，欣賞那份特別的滋味，哪裡有個故事會，老夥計們一定會相互邀約：快點，聽講古去！

　　 在陂下村“喊船”民俗表演中，村民們手中舉著的錫器是宋代的文物。

　　渼陂村最後一個會跳蚌殼舞的村民已經老了。如今，年過花甲的梁麒瑞整日擔憂：因為找不到傳人，流傳了幾百年的蚌殼舞可能時日無多。

　　吉安市青原區的渼陂村建於南宋初年，是點綴於贛中山區的數十座古村落之一。“渼”意為“波光粼粼”，“陂”意為“大壩”。1000多年前建村時，村民們引來西向山間而來的溪水，串聯成村中28口水塘，環繞村莊。明朝中葉以後，又憑藉著富水的便利，村人坐賈行商，販運批發，一時興盛無雙。

　　如今，被稱為“廬陵文化第一村”的渼陂村，卻被奇異地分成了兩半——“山上的”是新村，蓋滿了外牆上貼著青色瓷磚的新房，是屬於村裡年輕人的新世界；“山下的”是古村，收20元到40元不等的門票，村裡處處是結滿蜘蛛網的、搖搖欲墜的明清老屋，供遊人們參觀。

　　住在“山下的”，有家境貧困蓋不起新房的，也有梁麒瑞這樣的老人——他們憑藉著自己日漸衰微的記憶，抗爭著滾滾而來的新時代，試圖保護古村裡另一種更鮮活、更生動的歷史標本——古民俗。

　　等待傳人的蚌舞者

　　蚌殼舞講述的是一個老漁翁智鬥蚌精的故事。嗩吶聲起時，老漁翁隨音樂作觀蚌、理網、撒網、涉水、摸撈等動作擒捉蚌殼，“河蚌精”以雙臂控制背上的貝殼作翕張動作，時而夾住漁翁的頭，時而擊打漁翁的手足，直至被擒獲。在水系富饒的贛中一帶誕生的這支舞蹈，反映了漁民忙裡偷閒的生活情趣。

　　來渼陂村參觀的民俗專家季曉燕這樣評價這支舞蹈：“音樂、舞步和眼神令人難忘，濃縮了先民對古村落的情感。”

　　而如今，村民們越來越難以理解這樣的情感。他們早已不靠水吃飯，年富力壯的都去了外省打工，留下的都是些老人、婦女和孩子，靠種地維持生計。

　　梁麒瑞自小醉心於蚌殼舞，那原本是渼陂村每到元宵節才有的節目。他40多歲時得到了扮演漁翁的機會，因為原來的“老漁翁”去世了，沒有傳人。得到這個角色後，他興奮得一夜睡不著覺，在家裡繞著圈，哼著曲兒，根據記憶琢磨舞步。

　　二十多年過去了，他依然常常為這個角色失眠。“因為以前沒有跟人學過，都是自己摸索的。”梁麒瑞說，當聽到他人讚譽時，更是自豪得不得了，“我就是愛這套，全靠這個腦子哎！”

　　渼陂村開發成景區後，梁麒瑞的表演機會多了起來，觀眾裡“有中央大官、省長、專家、外賓”。演員們能象徵性地拿一點演出費，從40元到80元不等，如果要出村表演，一次可以拿100元。

　　梁麒瑞不是太在意一年多出來的這幾百元收入，“這些都是小錢”。村裡的物價基本與外界相同，根據村裡的小賣部的標價：可樂3元、康師傅泡麵3.5元，而村裡孩子讀幼兒園，一年的學費是580元。

　　現在，梁麒瑞最擔心的是蚌殼舞后繼無人。如果按照傳統，技藝是在家族裡代代流傳的。但他的兒子14歲便去廣州打工了。“他再也不會回來了。”梁麒瑞已經看清了這一點，“他回來幹嘛？現在他都做老闆了，月入好幾萬。”

　　梁麒瑞曾經跟村長提出要招幾個年輕人，在祠堂裡找個地方教他們跳舞。但村長一句話就把他噎回去了：“年輕人在哪兒？”後來，梁麒瑞自己也放棄了：“他們不願學。每年元宵節，他們回村團圓的那幾天，我都在祠堂裡等著，但沒人來學。”

　　他說，自己“當老闆”的兒子每年回到村裡，都會勸他去廣州一起生活，但他不願意。就像許多把一輩子拋灑在這片土地上的老農民一樣，梁麒瑞把畢生的情懷寄託在這支古老的蚌殼舞上：“我走了，舞誰來跳？”

　　分成兩半的村莊

　　而渼陂村的其他民俗表演——舞獅、彩龍船、箍俚龍、彩擎，也或多或少面臨著失傳的尷尬。彩龍船節目裡扮演小丑的演員，臺上且搖且舞，百媚橫生，下了臺抹去脂粉，卻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翁。

　　蚌殼舞中扮演蚌精的演員叫王綵鳳，她是1979年從外村嫁過來的，之所以獲得這個角色，是因為她以前在腰鼓隊和劇團呆過。現在，這些村裡自娛自樂的小劇團都解散了。

　　比起梁麒瑞，王綵鳳對民俗的消失態度更淡漠一些，因為它“不來錢”：“我小兒子本來是教民俗舞的，後來轉業去開車了，這樣工資能多一點。”她住在山下的老村裡，時常抱怨：“老祖宗傳下來的房子，好老的，牆又壞了。修起來還特別麻煩：要到村裡去辦維修證，還不能用水泥板……”

　　對於村裡搞成旅遊景點的現狀，村民們大多表示歡迎。“大家來看我們村子，經濟就上去了。”但他們說不清“經濟上去”和“生活改善”的關係。村長梁世新說，村裡收的門票費由村民和政府二八分成，每年平攤到村民頭上也就20多元：“所以村裡的年輕人還是要出去打工，現在還不能靠景點吃飯。”

　　古村落日益“空心化”，是民俗斷流的最大原因。“留住村落美麗的同時，更要留住村落文化的傳承人和傳播者，比如民間藝人，他們是村落文化的實際傳承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方李莉說，“保護古村落，還要具體到文化、民俗、信仰、節日活動等。”

　　季曉燕考察過江西50多個古村落，發現有幾個村落已經出現了文化自覺：“每年元宵節，村長就會把演出任務攤牌出去，今年是這幾家，明年是那幾家，這樣全村人都有機會表演了。”釣源古村也常常組織留在村裡的年輕人去學習舞龍、吹奏等民俗表演。

　　但民俗依然和古村裡殘破的建築一樣慢慢地衰落下去。江西陂下村流傳了幾百年的“喊船”活動，經常湊不齊演員，“男丁太少了，一有表演就得向鄰村借人。”陂下村的幾個村民偷偷告訴記者，“那些沒服裝的就是臨時拉過來的。”

　　今年4月，27歲的梁耀成從廣州回渼陂村探親，趕上一場民俗匯演，就被拉了壯丁，去牌坊邊舉旗杆。面對前來詢問村裡民俗歷史的好奇遊客，日頭下站了半天的他乾脆地表示：“那些表演都是老古董，我太不懂。”

　　梁耀成17歲就外出打工，對村裡近些年的事情已經不太瞭解。他是住在“山上的”，家裡有電視機，拉了網線，有可以沖水的廁所，那是渼陂村的“現在”。而古村的“過往”，在他不願回去的山下：那裡有糯米和泥土壘起的四面漏風的舊房子、只有城裡人才會關心的屋簷和匾文，還有每年在祠堂裡孤獨等待傳人的梁麒瑞。

　　滄溪三元觀戲樓作為縣文物保護管理所的副研究館員，濮陽康京像一部高淳縣歷史、文物的活詞典，他寫過的關於高淳歷史、文物的文章已有上百萬字。事實上，他的辦公室就在一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吳家祠堂中。走進這處建成於1781年也即清乾隆四十六年的祠堂，跨過足有半米高的石門坎，人就一下子感覺矮小了。在祠堂的南面，有一座與吳家祠堂一樣有名的戲臺，戲臺的年齡也與吳家祠堂一樣長。

　　“這座戲臺與吳家祠堂一樣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濮陽康京說，“同樣作為省級文保單位的戲臺，高淳一共有四座，即滄溪戲臺、東壩戲臺、劉家壠戲臺和吳家祠堂戲臺。一個縣同時擁有4座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戲臺，全國也是少見的。”

　　祠堂一共有三進，從最後一進到戲臺，大約有100多米，呈一個坡度對著戲臺。演戲的時候，三進祠堂的大門全部開啟，裡面可以坐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由於有坡度，即使坐在最後一進最後一排的人，也能清楚地看到戲臺上演員的一舉一動。戲臺是半歇山式的建築，遠看如展翅鯤鵬。

　　不過，古代沒有擴音裝置，坐在後面幾排的人能聽清演員的唱腔嗎？“這就是古人的聰明之處，他們能非常巧妙地使用聲學原理。”濮陽康京說，“一般人可能只注意到戲臺建築和雕刻的精美，其實，戲臺有一個穹窿狀的頂，叫藻井，藻井的作用是聚攏聲音，然後回傳到祠堂中。因此不必擔心坐在後排的人聽不清演員的聲音。當然，如果戲臺前面有水面，傳過去的聲音就更加清澈、圓潤。”

　　現在，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吳家祠堂戲臺、東壩戲臺已經不大演戲，但滄溪戲臺卻依然擔當著地方文化中心的角色。有意思的是，儘管現在各種傳媒業很發達，但高淳農民這幾年自發籌資建起的戲臺有近30座，有的是復建，有的是新建，每建一座都要100多萬元。這說明戲臺不是別的傳播媒體可以替代的，它依然擔當著鄉村文化紐帶的角色。

　　這種紐帶作用，今年71歲的傅行銳感覺特別深。這位擔任過副鎮長的退休幹部，與其他幾位老人一起，義務看管著滄溪戲臺，以及戲臺前兩棵樹齡達300多年的紅楊樹。“我五六歲的時候就經常到戲臺旁邊玩，一直到現在，戲臺還是這一帶農民心目中的文化中心，每年農曆三月初五開始演戲，一直演到初八，總共有7場大型演出，今年請的是安徽蕪湖黃梅戲劇團。演戲的那幾天，這裡人山人海。”

　　老傅說，劇團是村民自發請來的，費用由村民贊助，出錢贊助的人，可以在臺前掛一條緞帶，上面寫有姓名和贊助金額，俗稱“吊彩”。7場戲俗稱“七開廂”，除了初五晚上開鑼演出第一場外，其他六場民間各有叫法，初六的兩場叫“起官”，初七的叫“中官”，初八的叫“罷官”。演出前，周邊的老百姓會事先把外地的親朋好友請來看戲，比如今年，有很多從浙江、上海、安徽趕來的人，所以民間有個說法，叫做“一臺連三省”。演戲的那幾天同時是辦廟會的日子，民間叫“過會”，比過年還要熱鬧。“很多大戲都在這裡演過，京劇有《龍鳳呈祥》、《霸王別姬》，黃梅戲有《女駙馬》、《天仙配》等。”

　　高淳人能同時欣賞這麼多劇種，與其地理位置、文化傳統有關。對於這一點，濮陽康京也給出了精闢的解釋：開挖於春秋時代的胥河，貫通了皖南山區和太湖流域，並遠連中原地區。在以水運為主的古代，這條水道就像現在的高速公路一樣繁忙。處於吳頭楚尾的高淳縣是吳文化、楚文化、北方文化的交匯地，交匯的結果是融合。為了防洪，胥河上築了一道壩，壩址就在現在的高淳縣東壩鎮。來往船隻經過這道壩，必須人工搬執行李和船隻，而搬運是很費時日的，來往客商往往要在東壩住上一天甚至更多日子，這使得當時的東壩經濟非常繁榮，光是米行就有80多家。有意思的是，當那些南來北往的戲班子經過東壩時，東壩的百姓會向戲班子提出：免費給戲班子搬執行李，免費提供食宿，條件是戲班子免費給當地百姓演一場戲。如果演得好，繼續挽留演出正常付費。可以想象一下，當數以百計的外地客商在東壩勾留，又逢外地戲班子演出時，會有怎樣的盛況。現在有歷史記載的是，著名京劇演員蓋叫天就在東壩演出過。

　　獨特的民俗使得高淳的戲臺文化得以頑強地延續下來。濮陽康京說，“在高淳，出錢請戲班子演出，邀約鄉親們和親戚朋友看戲是一種民俗。今天你請了，明天他還禮再請，戲臺從不曾被邊緣化過，也因此一直成為鄉村的一種文化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