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黃德強，1949年6月出生，主治醫師。1976年畢業於廣州中山醫科大學。1976年至1984年在河源市工作。
2、個人簡歷:1984年至今在深圳市寶安縣（區）慢性病防治站工作。
3、主要事蹟:發表的論文有：深圳市寶安區880例結核病分析，發表在《疾病監測》雜誌；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結核病管理發表在《結核病健康教育》雜誌；減少肺結核痰塗假陰性探討發表在《實用醫學》雜誌上；503例卡介苗接種陽轉分析發表在《中國醫學文摘內科學》分冊英文版專刊。多次被市衛生局評為結控先進工作者。在站長帶領下，站獲市科委暫住人口結核病管治科技進步三等獎。
南方人物週刊近日對韓德進行了訪談，此前我並不十分了解此人，只知道他當街毆打老人。這次看過這篇訪談，只覺得一股法西斯陰魂陣陣逼人，卻又是如此道貌岸然，如此大義凜然。
這個當街打八十老人的流氓不僅事後拒不道歉，而且從“打漢奸”開始，不斷為自己的惡行披上華麗的外衣。尤其是看到他“大象走路，怎能顧得螞蟻螳螂？”之語，渾身不寒而慄：
人物週刊：那日系車和日系車主就變成了殉道者？
韓德強：那沒辦法，那沒辦法。大象走路，它能顧得了螞蟻螳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行動，它就是這樣的呀，它不可能是一點損失都沒有的呀。
人物週刊：你自己或者家裡有日貨嗎？
韓德強：有啊，怎麼沒有。我就想不起來是什麼。
人物週刊：你認為自己是螞蟻或螳螂嗎？
韓德強：作為普通公民，就是一螞蟻，就是一螳螂。也可能被這個運動踩死，這完全可能，但是沒有辦法。
人物週刊；你對這些螞蟻和螳螂有憐憫嗎？
韓德強：正是出於對無數普通公民的生命和尊嚴的憐憫……這還不是個憐憫問題，是熱愛問題，才不允許日本人佔領中國的釣魚島，才能允許我們這個遊行當中有一些也許在某些人看來不見得是很恰當的行為。你要徵得所有人的同意，大概也非常困難，因為這個社會本來就是分化的、分裂的。不可能很一致的。
人物週刊：所以如果你被踩死了你也覺得這是……
韓德強：無怨無悔。沒有辦法。這是大歷史，如果因為我愛國，因為我反日，因為我以後去參與和日本的作戰，我死在戰場上，很樂意，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10月14日）
短短一段話，徹底暴露了韓德強法西斯主義嘴臉。所謂法西斯恐怖主義，就是依靠強權強力，肆意踐踏他人自由、權利和尊嚴，甚至生命。這正應驗了一位朋友說的：把張宏良韓德強之流稱為左派，事實上玷汙了左派的名聲，真正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充分考慮民眾利益的，不管這個“民眾”是多小的一分子。區別只在於左派可能更加急功近利，更加註重結果公平；右派更加註重長遠利益，更加註重機會公平。
而韓德強之流，充其量只是“政治領域的地痞，紅色包裝的流氓。”為了某種目的不擇手段的流氓。
龍應臺說：“為了一個自認‘崇高’的目標，整肅意見相左的人，不惜濫殺無辜，以製造震嚇效果，是民間做的，叫做恐怖主義。政府為之，叫做國家恐怖主義。”
“大象走路，怎能顧得螞蟻螳螂？”雖然在訪談中韓德強自認也是一隻螞蟻螳螂，但顯而易見，他從打心眼裡認為自己是大象，決定了前進的路徑和方向；如果是真的他也被人因政見不同而狠搧了兩巴掌，他吐出的恐怕不是今天這個詞。
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一個置他人的自由、尊嚴和生命財產於不顧的人，也絕對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一個可以隨便給他人扣漢奸的、敵人的帽子，然後就可以對其大打出手、甚至象踩一隻螞蟻螳螂一樣踐踏他人生命的人，一切冠冕堂皇的教義和理論，都不過是其作惡的通行證。
不妨推論，假如每個人都像韓德強一樣有自我定義自己和他人、然後自我採取自認為合適的手段對付對方，這個社會將會怎樣？結果又會怎樣？其最終結果，必然是弱肉強食和最終強權對所有人的奴役！
王江松這樣總結施暴者的邏輯：“奴隸主：我殺的不是人，而是會說話的工具；蓋世太保：我處理的不是人，而是猶太狗；三K黨：我幹掉的不是人，而是黑鬼；紅衛兵小將：我踏倒的不是人，而是牛鬼蛇神，是叛徒內奸工賊反革命臭老九；韓德強：我打的不是老人，而是漢奸！”
是時候徹底認清韓德強之流的真面目了，他們是法西斯恐怖主義的再現。
韓德強當眾掌摑老人的新聞早已鬧得沸沸揚揚，他還聲稱“今後如果在遊行隊伍中遇到這樣的漢奸，該出手時我還會出手”，“絕不認錯”。而在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對於一些地方愛國遊行中發生的砸店、燒車行為，他表示，“怎麼火燒趙家樓叫愛國行為，砸了幾輛日系車就叫暴徒呢？”進而認為，“大象走路，它能顧得了螞蟻螳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行動，它就是這樣的呀，它不可能是一點損失都沒有的呀。”此言一出，波瀾頓起。
韓德強“怎麼火燒趙家樓叫愛國行為，砸了幾輛日系車就叫暴徒呢？”的論調，匪夷所思。眾所周知，“火燒趙家樓”針對的是賣國軍閥，他們有實際的賣國行為，而近期一些地方遭到打砸的日系車車主，都為合法公民，他們透過合法的渠道購置或使用汽車，並以合法的方式向國家繳納各種稅費，這與軍閥當年的“賣國行徑”形若霄壤，二者豈能等同視之？
另外，火燒趙家樓固然引發了“五四”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燒樓或打人行為本身毫無爭議。就在當年5月18日，時任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先生在《每週評論》發表文章呼籲法治，強調“打傷人是現行犯”；即使那些政府官員罪大惡極，但在罪名未成立時，仍不可被“侵犯，施暴”。梁漱溟寫道，如果不堅守法治底線，“將來損失更大”。他一再強調，如果中國要想獲得永遠的安定，那麼每個人都必須遵守法律，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於法律之上。只有起碼的公民權有所保證，方可談進步與發展。梁漱溟的這一觀點直到今天仍受到法學界高度推崇。
韓德強“大象走路哪能顧得了螞蟻螳螂”的論調，則更令人憤怒。“我愛國家，國家愛我”不是簡單的互補關係，它們也互為前提。胡適那句“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早已道破了國家與公民的秘密。人類之所以建立國家，正是為了使它成為人民有尊嚴的、更幸福的生存之保障。不論是孟子兩千年前提出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還是今天中國所力倡踐行的法治與人權、民主與文明，都無不闡釋了這一點。因此這也意味著，既使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必須象大象一樣行動，它也必須以“不犧牲人民”為前提，以“人民尊嚴”為最大歸依。
這個世界從來不缺乏那種無視人民疾苦、以極端形式欺壓個人的現象，比如法西斯主義。但正如我們所見，它們與那種代表法治與文明的理性社會力量相比，前者除了給人類社會帶來流血與苦難、混亂與倒退之外，從來沒有給世界進步產生一絲一毫的正能量。因此，不管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一個置他人的自由、尊嚴和生命財產於不顧的人，絕不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一個可以隨便給他人扣漢奸的帽子，並對持異見者大打出手、甚至像對待螻蟻一樣踐踏他人生命與尊嚴的人，任何冠冕堂皇的理論都只不過是其作惡的幌子罷了。
自愛，並且愛人，這是人性之所在。很難想象，一個缺失了這種人性的人，能夠真正愛國；一種視公民如螻蟻的人，又如何能使國家變得更好。面對以“正道直行，不避風險”為標榜的北航副教授韓德強，審視那些在庇護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種種罪惡，我感到的不該是一種簡單的憤怒，更需要一種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