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貪汙了嗎﹖

　　根據史料記載，張居正沒有貪汙，並且家人也都作風清廉。

　　萬曆在張居正死後抄其家產，當地官員一聽說就立刻封了張家，等到查抄的專員從北京趕到湖北張家，張家有不少餓死的人。可見，張家沒有多少糧食食物等儲備。在查抄家產後，查不出比張居正俸祿多少財產，查抄人員疑是家人轉移家產，迫得兒子自盡也沒有任何收穫。

　　由此可見，不僅張居正沒有貪汙，就連他家人的生活作風也很好。和同時代的嚴嵩、徐階等比，實在是差別太大。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嘉靖進士，隆慶元年入閣，是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

　　穆宗死後，他和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萬曆初年，神宗年幼，國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後當國十年，為人善謀，獨攬朝政，是明代最有權威的一個首輔，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當政期間，面對吏治敗壞，財政危機，賦役不均，軍心渙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雷厲風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張居正塑像

　　明史學界有這樣一種說法，萬曆新政的成功取決於三個人：一個是張居正，一個是皇帝的生母李太后，還有一個是大太監馮保，並將這三個人稱為權力鐵三角。

　　不可否認，沒有李太后和馮保的支援，張居正不可能這麼順利就當上內閣首輔，而他的改革也就更不可能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所以說，張居正的成功和萬曆新政的成功是離不開李太后和馮保的，他們不僅是張居正向上攀登的梯子，也是支撐張居正走向成功的基石，同時更是改革得以實施的中堅力量。

　　馮保與張居正結盟，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有同一個政敵——時任首輔高拱。張居正當時的形勢並不樂觀。那時候，高拱擔任內閣首輔，張居正任次輔。高拱雖是個能臣，但也是個權力慾很強的人。他驕傲獨斷，根本不把張居正等其他閣臣放在眼裡。他只容許張居正以副手的身份在內閣馴順辦事，這讓胸懷大志的張居正恥居人下，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而且兩個人的關係已經惡化，相互猜忌而且互相戒備。但是，照當時的局勢而言，以張居正的實力還無法挑戰高拱，不僅升任內閣首輔遙遙無期，而且很可能因為與高拱的矛盾激化。馮保是李貴妃母子身邊的紅人，是一股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在這種自身難保的危急形勢下，不管張居正是否願意與一個宦官勾結，他與馮保的聯合都是必然的選擇。

　　對馮保而言，因為一再受到高拱的遏制，對其懷恨在心，一心想要除掉高拱。但是，馮保自知勢難容於高拱，選擇張居正作為政治同盟也成了勢所必然。

　　張居正與李太后的合作，史上有很多說法。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明朝萬曆時期的張居正改革中，李太后對他的支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萬曆初年“主少國疑”，內閣又與司禮監發生權力之爭的動盪局勢下，李太后撤換司禮監掌印太監，將孟衝換成馮保，稍後又撤換了內閣首輔，將高拱換成了張居正。她提拔、倚重張馮兩個人，並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內閣與司禮監協調一致的體制，穩定了當時的政局。在後來的改革中，李太后也是全力支援張居正。正是因為李太后的支援，張居正才得以大刀闊斧的推行萬曆新政。

　　她對張居正的賞識也贏得張居正對她的尊重，在張居正剛上任時，就為李太后做了三件事，讓太后對他異常滿意和信任。首先就是力排眾議，給隆慶皇帝的兩位遺孀上尊號。其次是認真教導李太后的兒子也就是萬曆皇帝，對他疼愛有加。最後，投李太后崇佛之所好，幫助其修建廟宇，並藉此為之歌功頌德。

　　可以說，李太后就是張居正的權力源泉，張居正需要設法維護這種權力關係來鞏固李太后對自己的信任，繼而實施自己的改革計劃，而李太后需要張居正來穩定政局和維護自己的地位，他們的聯合是必然的，也是明智的。

　　但是，作為深居後宮的太后，她與張居正的接觸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所以，她需要一個足以信賴又可以自由出入皇宮的人來傳遞資訊，這個人就是司禮大太監馮保。因此，三個人就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團隊。

　　儘管我們承認英雄創造歷史，但政治不是一個人的事業。縱觀歷史，凡成就偉業者，除了有一位膽識超常的領袖，還得有一個互相信任的精英團隊。萬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夠迅速推開並取得巨大成就，就是因為有李貴妃、張居正、馮保這樣一個牢不可破的“權力鐵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