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碎片：李斯之死

　　王立群：李斯突破了政治家的道德底線

　　李斯之死是秦帝國迅速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斯是輔佐秦始皇統一天下的重臣，秦帝國建立之後李斯為秦帝國兼併六國成功後的大統一做出巨大的貢獻。秦始皇所有政績中都有李斯的一份功勞。

　　李斯早年為郡小吏，後從荀子學帝王之術，學成入秦。初被呂不韋任以為郎。後勸說秦王政滅諸侯、成帝業，被任為長史。秦王採納其計謀，遣謀士持金玉遊說關東六國，離間各國君臣，又任其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 下令驅逐六國客卿。李斯上《諫逐客書》阻止，被秦王所採納，不久官為廷尉。在秦王政滅六國的事業中起了較大作用。秦統一天下後，與王綰、馮劫議定尊秦王政 為皇帝，並制定有關的禮儀制度。被任為丞相。他建議拆除郡縣城牆，銷燬民間的兵器；反對分封制，堅持郡縣制；又主張焚燒民間收藏的《詩》、《書》等百家 語，禁止私學，以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還參與制定了法律，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制度。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於沙丘，李斯更是肩負著維繫帝國的重大責任。特別是趙高企圖篡改秦始皇的遣詔之時，唯李斯一人有挽狂瀾於既倒之力。雖然趙高已經串通了胡亥，但是，如果得不到李斯的認可，趙高要想成功，絕非易事。

　　但 是，趙高的一句話擊中了李斯要害：如果扶蘇即位，丞相之位理應由扶蘇更熟悉、更信任的蒙恬擔任。李斯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終於接受了趙高篡改始皇遣詔的政 變。李斯在利益的權衡之中，選擇了一個最不該做的選擇，同意了趙高的陰謀。賜死扶蘇，誅殺蒙恬、蒙毅，保住了自己的相位。但是，伴隨著趙高日益囂張的權 勢，李斯最終還是慘死在趙高的屠刀之下。

　　李斯雖然想保住秦帝國，想保住自己的相位，但是，最終連自己的生命也未能保住。這是李斯的悲劇！

　　在選擇時應該選擇的是勇敢，不該選擇的是怯懦，放棄時不該放棄的是愚蠢，該放棄的是睿智。

　　李斯最大的悲劇是他突破了一個政治家的道德底線。李斯如果能夠堅守“奉主之詔，聽天之命”的原則，不放棄一個政治家的道德底線，他會走到被殺這一步嗎？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如果仁義著稱的扶蘇即位，李斯至少不會遭冤獄而棄市。

　　底線是人生不可逾越的規則，是人生不可逾越的最低標準；超越底線將會付出重大的代價。每個人的一生都會面臨許許多多的選擇。當這些選擇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都將會面臨著一場考驗。所有考驗的本質其實只有一條：堅守底線還是放棄底線。

　　我們所說的每個人，毫無例外也包括了政治家。政治家的道德底線同樣不能逾越。一旦突破底線，整個國家將會為此付出代價。因為政治家是對國家負有重大責任的人。

　　李斯作為秦帝國的丞相，逾越一個政治家的底線，導致了趙高陰謀的得逞，加速了秦帝國的滅亡。

　　《三字經》開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句話的後半段是孔子說的，但是，“人之初，性本善”是誰說的呢？孔子沒說，孟子也沒說，荀子明白主張“性惡”，更不會說了。這句話其實是宋代人說的。我們不談哲學史上的複雜問題，單看這句話，立刻可以察覺“人性本善”的概念有兩大盲點：一是在經驗上缺乏佐證。試問每天電視及報紙的新聞中不是充斥著各種罪惡行徑嗎？有誰是本善的？如果“本善”是指出生時原本天性是善，一進入社會就被汙染了，那麼試問，組成社會的成人不也是本善的嗎？若把責任推到過去，那麼過去從第一個人出現以來，不也是本善的嗎？當然，我們同意人性非常複雜，而“本善”只是描述其主要特質，用以區別人與禽獸之別。但是，為了區別人與禽獸，不可說一邊本善，另一邊本惡，因為禽獸根本沒有善惡問題。只可以說“人有可能行善”，而禽獸與善惡無涉。既然如此，何必用“本善”來混淆視聽？第二個盲點是：善與惡都是價值上的概念，而任何價值之呈現，皆以“自由選擇”為前提。那麼試問：在一個人尚未有能力作自由選擇的年幼階段，怎樣判斷是“本善”？然後，一個人成長到可以自由選擇的時候，這種自由必然是同時向善與惡開放的，亦即任何自由的行動都可能導致善，也同樣可能導致惡。如此一來，說“本善”只是一句空話而已，無法透過邏輯的檢驗，亦即：善以自由為其前提，而自由這個前提又無法保證人一定會行善。因此，從邏輯角度來看，人性本善無法成立。向善而非本善批評“人性本善”的想法，是為了迴歸孔子的哲學立場。依我們對《論語》的研究，可以肯定孔子的觀點是“人性向善論”。以下試加以說明。首先，人的特色在於自由，自由是一種動力狀態。其形式是以“知、情、意”的結合為前提，譬如：我知道某事是對的，我喜歡做某事，以及我選擇做某事，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至今仍是一個無解的奧秘，而三者配合起來所提供的機會，就是自由得以運作的條件。我所說的“向”，就是指“自由”而言，它是由真誠所覺察的內在力量，要求我去實踐“應該”做的事。應該做的事，即稱為“善”，這一點稍後會再加以解釋。那麼，為何說“向善”？因為知道什麼事應該做，並不保證真的會去做，否則自由豈不是假的？不過，雖然人有自由，當他選擇不做該做的事，或者選擇做不該做的事時，內心仍會有“不安”或“不忍”的感受。這正是儒家思想的關鍵所在。自由加上不安或不忍，就是向善。如果進而質疑：是否每個人所不安、不忍的情況都一樣？答案是：“都不太一樣。”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從相近到相遠，就是不能說“相同”。既然如此，人性安在？事實上，“向”字就肯定了每個人的不安、不忍，必有程度強弱之異。一個人從小生長在幸福家庭，看到別人的小災、小難很容易於心不忍；反之，一個人從小飽經憂患，就可能要碰到悲慘之極的人，才會於心不忍。就他們都“可能”不忍來說，可知都是屬於“人”的一類；就他們不忍的情況有差異來說，可說是“向善”而非“本善”。這裡的關鍵在於“真誠”。許多時候，我們看到人情險惡，人間猶如叢林，那是因為人們忽略了內心真情，再一路走偏，愈陷愈深，就像孟子所謂“牛山之木”（《孟子·告子上》）的比喻，一座草木盛美的山，如果“旦旦而伐之”，每天每天地去砍伐它，最後成了寸草不生的禿山。但是，每座山原本都有“可能”長出花草樹木的！換言之，對人而言，性即向，向即性，所向者就是善。

　　秦朝疆域

　　自秦始皇一統中國，中國就進入了帝國階段。所謂帝國有兩層含義：第一，一個國內只有一個皇帝，國家是統一的；第二，對於四鄰而言，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絕對是主控力量。這兩個條件合在一起的時候，中國的帝國就是天下帝國。理論上天下帝國沒有邊界，邊緣和核心的關係只有遠近，沒有敵我。但實際上，當時的中國還是有不屬於它管轄的鄰居，尤其是北邊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很少被納入中原的管轄體系，更常見他們向中原挑戰，侵入、征服甚至統治了中原。著名的五胡亂華 和金、元王朝，就是較為顯著的例證。

　　直到秦帝國的出現，才真正為中華大帝國的核心劃下基本的疆域。我們有時候稱之為中原，可是中原的範圍常常會改變，實際上中原的核心又時時轉移。不過，以中國和歐洲的大帝國來對比，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中國有一個相當固定而且堅實的核心。因此，中國對外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地理單位，往往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邊的邊陲之地都要廣袤富足很多倍。這麼龐大的核心，自然有它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邊緣，邊緣則很難挑戰核心的地位。

　　秦和兩漢應該是一個連續體，不必當做三個朝代來看待。正所謂“漢承秦制”，秦帝國建立了龐大帝國的內建系統，包括道路系統和官僚體系，兩者都被漢帝國繼承。秦帝國的內建系統是從上而下、從核心向外緣擴散的。就秦朝的郡縣制度來說，從考古發掘統計出來的資料可以發現，甚至最小的縣城的縣長或縣令，往往是由秦帝國軍隊的中下級軍官轉任，中央的命令可以從上到下傳達到地方，效率相當不錯。秦帝國的道路系統，在中原地區是兩橫兩直四條主幹道，然後以此為基礎對外展開若干條輻射線。這樣的內建系統，傳達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經末梢回饋訊息的效率卻有所不足。整體而言，秦帝國在秦始皇時代，運轉並沒有太大困難。

　　秦王朝築長城、開直道 、建宮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邊疆的兵役，用盡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力量。秦始皇在世時，由於他常常巡視各處，可能還可以得到地方的訊息。秦始皇一死，包括六國之後裔和陳勝、吳廣、劉邦這一類農民在內的起義風起雲湧，中央根本無法得到預警，也無法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所以這一短命的王朝，它的興盛是由於三代經營，建立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戰爭機器。但這並不是一套很好的管理體系，在資源力量用盡之時，中央完全無法應付，龐大的帝國就垮下來了。秦代的興和衰，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