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碎片：遣唐使的故事

　　2005年8月25日，唯一一個日本遣唐使墓誌在日本東京展出，日本天皇親臨參觀。這方墓誌重見天日之後，再一次引發了人們對遣唐使的研究熱潮。墓誌的主人是井真成，當年他隨著日本第九次遣唐使的船隊來到中國的時候，還是個19歲的青年。

　　與井真成一道而來的還有日後成為李白摯友的阿倍仲麻呂，以及下道真備和大和長岡等人。他們都是日本中層官僚的子女，經過嚴格挑選，學識、樣貌都達到才俊的標準。井真成在這方墓誌上被形容為"才稱天縱"。然而天才總被老天妒，公元734年，這位才能出眾的遣唐使，因病死於長安，享年36歲。

　　公元623年，也就是唐高祖武德六年，隋朝時來中國留學的日本學問僧惠齊、惠光，藥師惠日、福因等人從中國經朝鮮半島回到日本。歸國後，他們上奏推古天皇："留於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應喚。""大唐國者法式備定之珍國也，常須達。"意思是說留學於唐國的學者，都已經學習有成，應該召喚回國。而且大唐國是一個少有的法律完備的國家，我國應該常派人去學習。

　　在這些學問僧的不斷建議與努力下，公元630年，即唐貞觀四年，日本舒明天皇向唐王朝第一次派出了遣唐使。從這年開始到895年的260多年間，日本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後因故沒有成行的有3次，實際成行的16次。但是有一次遣唐使只到了朝鮮半島，而其中有兩次是作為送回唐朝專使的"送唐客使"，另有一次是因遣唐使久久未歸而特派使團前往迎接的"迎入唐使"。因此實際上名副其實的遣唐使一共12次。

　　日本第一次派出的遣唐使團由正使犬上御田鍬和副使惠日率領，這兩個人都曾有入隋的經歷，對中土事務非常熟悉。遣唐使團於631年11月抵達唐朝首都長安，唐太宗接見了使團成員，並於第二年派新州刺史高表仁為使臣護送回日本並進行回訪。隋朝時留在中國的學問僧靈雲、僧旻、留學生勝鳥養等人也隨使團返回闊別已久的故鄉。

　　得知唐使回訪的訊息後，舒明天皇非常重視，馬上組織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團，率32艘船隻，在難波津歡迎唐使的到來。然而，高表仁登岸後卻與舒明天皇為禮節問題發生了爭執。高表仁要求"天皇下御座，面北接受唐使國書"，舒明天皇無法接受這個要求，雙方相持不下，最後高表仁沒有遞交唐太宗的國書，而是立刻回國。回國後高表仁受到了唐太宗的嚴厲處分，不僅被罷免了官職，而且被罰沒兩年俸祿。史書評價他"無綏遠才"。

　　653年，孝德天皇派出了120人的赴唐使團前往唐朝。在這艘船上，有著名的學問僧道昭。道昭來到中國，拜玄奘法師為師，學習佛教的經、律、論，後成為日本的一代高僧。次年，孝德天皇又派去遣唐使經朝鮮半島到長安朝貢。這次使團的副使依然由第一次遣唐使副使惠日擔任，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惠日是一位很有貢獻的人物。

　　659年9月15日，齊明天皇派出的遣唐使團中由正使率領的船隊在海上遭遇暴風，漂到中國南海的一個島上。這次暴風奪去了大部分人的生命，只有5個人偷了島上漁民的漁船到了中國的括州（今浙江溫州一帶）。而由副使率領的船隊於9月22日順利抵達中國，並於10月15日乘坐驛站的車輛駛往京城長安。途中得知唐高宗正在洛陽，便掉轉方向來到洛陽向唐高宗朝貢。與這位副使同來的還有北海道一男一女兩個阿依努人。阿依努人向唐高宗敬獻了一張白鹿皮、三張弓、八十枝箭。

　　早期遣唐使到中國的航海路線主要是沿朝鮮半島的西岸北行，再沿遼東半島東南岸南行，跨過渤海灣後在山東半島的登州登陸，再由陸路前往長安。這條航線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較安全。公元670年到760年這近百年間改由從九州島南下，沿種子島、屋久島、奄美諸島，然後向西北橫跨東海，最後在揚州登陸。這條航線主要航行於渺茫無邊的東海上，危險性較大。從760年以後到停止派遣遣唐使前，航行路線改由九州西邊的五島列島西南橫渡東海，在明州（今寧波）登陸，然後轉由大運河北上。

　　遣唐使團的規模初期只有一二百人，到了中後期，人員增至500餘人，最多一次曾達到651人。遣唐使團除了大使、副使等官員外，還有各類隨從，而且每次都會帶有若干名留學生和學問僧，這些人大多是日本通曉經史、才幹出眾的第一流人才。尤其是留學生和學問僧，均為國內的優秀人物。遣唐使團抵達唐境後，地方官員馬上安排他們的食宿，然後上奏朝廷，而後派專差護送使團正、副使進長安，由內侍引導面見皇帝，呈上貢物，唐皇下詔嘉獎，給使臣授爵賞賜。

　　260多年的遣唐使活動，推動了日本社會制度的革新，也深刻影響了日本人的文化與生活。遣唐使歸國後，參與樞要，仿行唐制，如《大寶法令》就是以唐律令為規範制定的。還仿效唐朝教育制度，開設各類學校教授漢學，培養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據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議，下詔改革禮儀，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連曆法、節令也積極仿效中國。

　　公元895年，菅原道真向宇多天皇呈上《請令諸公卿議定遣唐使進止狀》，請求停止派遣遣唐使團。宇多天皇採納了他的建議。

　　日本終止派遣遣唐使，這其中的原因除了遣唐使耗費巨大，唐朝政局動盪不安以外，經過近300年對唐文化的吸收與消化，日本已經基本上完成了自身的改革，對大唐文化學習的需求已不像最初那樣迫切。在擺脫了來自中國的文化影響後，日本逐漸形成了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國風文化。

　　秦朝疆域

　　自秦始皇一統中國，中國就進入了帝國階段。所謂帝國有兩層含義：第一，一個國內只有一個皇帝，國家是統一的；第二，對於四鄰而言，中國這個龐大的國家絕對是主控力量。這兩個條件合在一起的時候，中國的帝國就是天下帝國。理論上天下帝國沒有邊界，邊緣和核心的關係只有遠近，沒有敵我。但實際上，當時的中國還是有不屬於它管轄的鄰居，尤其是北邊草原上的遊牧民族，很少被納入中原的管轄體系，更常見他們向中原挑戰，侵入、征服甚至統治了中原。著名的五胡亂華 和金、元王朝，就是較為顯著的例證。

　　直到秦帝國的出現，才真正為中華大帝國的核心劃下基本的疆域。我們有時候稱之為中原，可是中原的範圍常常會改變，實際上中原的核心又時時轉移。不過，以中國和歐洲的大帝國來對比，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中國有一個相當固定而且堅實的核心。因此，中國對外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地理單位，往往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邊的邊陲之地都要廣袤富足很多倍。這麼龐大的核心，自然有它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邊緣，邊緣則很難挑戰核心的地位。

　　秦和兩漢應該是一個連續體，不必當做三個朝代來看待。正所謂“漢承秦制”，秦帝國建立了龐大帝國的內建系統，包括道路系統和官僚體系，兩者都被漢帝國繼承。秦帝國的內建系統是從上而下、從核心向外緣擴散的。就秦朝的郡縣制度來說，從考古發掘統計出來的資料可以發現，甚至最小的縣城的縣長或縣令，往往是由秦帝國軍隊的中下級軍官轉任，中央的命令可以從上到下傳達到地方，效率相當不錯。秦帝國的道路系統，在中原地區是兩橫兩直四條主幹道，然後以此為基礎對外展開若干條輻射線。這樣的內建系統，傳達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經末梢回饋訊息的效率卻有所不足。整體而言，秦帝國在秦始皇時代，運轉並沒有太大困難。

　　秦王朝築長城、開直道 、建宮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邊疆的兵役，用盡了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國家力量。秦始皇在世時，由於他常常巡視各處，可能還可以得到地方的訊息。秦始皇一死，包括六國之後裔和陳勝、吳廣、劉邦這一類農民在內的起義風起雲湧，中央根本無法得到預警，也無法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所以這一短命的王朝，它的興盛是由於三代經營，建立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戰爭機器。但這並不是一套很好的管理體系，在資源力量用盡之時，中央完全無法應付，龐大的帝國就垮下來了。秦代的興和衰，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周易·繫辭上》載：“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千百年來，人們在論及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號時，河圖洛書總能名列其中。然而，河圖洛書的原始形態是怎樣的，經歷了哪些演變與改造，為什麼發生這些變化，卻是眾說紛紜，撲朔迷離。

　　河圖洛書的源流與嬗變，遂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有爭議的話題之一。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原本是為了應證帝王統治合法性的祥瑞和證據；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和改造，“河圖洛書”遂演變成“龍馬負圖，神龜貢書”，如同神話般的傳說故事及圖讖之說，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產生了諸多影響。 先秦時代，《尚書》、《論語》、《易傳》、《墨子》和《管子》等經典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尚書·顧命》中提及“河圖”時說：“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這句話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是說，陳列在東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對於“河圖”，鄭玄說是“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據此可知，《顧命》篇中的河圖是一種金石之類的國寶，作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並無後世所謂“龍圖出河”之義；《尚書》中，被後人傳為與洛書有關的記載是《洪範》篇。然而據考證，《洪範》篇的產生是在周武王伐紂勝利之後，箕子向武王詳細闡述洪範九疇，即治國的九種大法，亦與“神龜出洛”之說不同。可見，《尚書》中所記載的“河圖”與“九疇”，與後人所理解的“河圖”與“洛書”有很大的出入。 《論語》中有關河圖的記載，即如《子罕》篇中所云：“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從字面來看，“鳳鳥”是一種神鳥，可謂吉祥之物；而依《尚書》所說，“河圖”是一種金玉之器，亦可謂國寶之物、吉祥之兆。孔子此時此刻深深地感到：鳳鳥不再到來，河圖也不再出現，那麼，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結束了嗎？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這段話當是其自感懷才不遇、生不逢時而發出的喟嘆。 《易傳》中涉及河圖洛書的是《繫辭上傳》，“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句話是說，天生蓍龜等神物，聖人用它來創立卜筮的法則；天地出現日月四時之變化，聖人依據它而確立了陰陽觀；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之祥瑞神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道原理。“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句中，“河圖洛書”究竟指代什麼？聖人依其所“則”的又是什麼？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聯絡全文來看，“河圖洛書”指的仍然是蓍龜之類的祥瑞之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後意思說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綠”通“籙”，故“綠圖”與符一樣，亦為帝王受命之物。“乘黃”據考是一種神馬之名。因此其意是說，周文王滅殷興周是天命所歸，故有“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之瑞兆，武王應天之命，終於伐紂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還提出“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義。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雖然具體形式尚有爭議，但其作為一種聖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體是不會錯的。這一時期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還看不到後世的龍馬、神龜、伏羲以及種種具體細節，尚帶有原始圖騰的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