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花會

　　 成都花會始於唐、宋，相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花會的地址就在成都西門外的青羊宮。傳說道教始祖李老君的生日是農曆的二月十五日，故[唐代]以來，民間在此舉辦一年一度的廟會。又因成都的二月正是天氣晴和、春意宜人、百花盛開的季節，故又傳二月十五日是百花的生日，因此，每年二月又在這裡舉辦花會。

　　成都人種花的歷史可追溯到[唐代]以前。唐人肖遘寫的《成都》詩中有“月曉已聞花市合”的句子，說明當時已興起了花市。詩人杜甫的很多詩篇都提到成都人種花的盛況，如“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宋代]詩人陸游也有讚頌成都人種花：“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他描寫成都的梅花是：“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斷，青羊宮到浣花溪”。說明當年成都西門一帶種花風氣之盛。

　　[清代]末年實行新政時，在四川成立勸業道，當時的主管周善培利用成都人每年春季在浣花溪一帶郊遊的傳統風俗，把“振興實業”和“新春遊樂”結合起來，利用花會場合舉辦全省性勸業會，即全省商品工藝品展銷會，作為春季商品展銷會的花會連續舉辦了3次，直至[清末]。[民國]時改稱“物產展銷會”。屆時商賈雲集，十分熱鬧。花會期間，成都各劇團、雜耍班子，地方名小吃店主，以及其他民間藝人也都不請自來，為花會增添光彩。

　　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正式舉辦建國後第一屆花會，以後每年一次，每次1個月至1個半月。屆時，成都附近的國營、集體花圃及廣大花農，都將各自辛勤培育的名貴花卉、家栽盆花、盆景等運到青羊宮，搭棚撐帳，擺攤設點，進行展銷。1980年起，市政府決定將花會場地定在與青羊宮一牆之隔的“文化公園”。花會期間除傳統內容外，又增加了鳥市、書市、書畫藝術展銷等內容。

　　成都雖然僻處蜀地，也缺少正統如齊魯那樣對儒家的崇奉熱情，但並不表明成都文化教育事業的缺乏熱情，而且有不少的人文古蹟正是從實物上來補充論證了此點。兩千多年以來，在成都執掌權柄的人，單從功勞之大，澤惠後世之久遠，治水莫如李冰，興學莫如文翁。成都歷代雖屢經戰亂，但恢復和建設起來相對較快，都江堰良好水利的灌溉，為成都人提供了物質糧食；而文翁興學的精神為後世崇奉文化者樹立了則效的榜樣，此種精神付諸實踐，便為成都人提供了更多的受教機會，也從中得到了無盡的精神食糧。可以說他們二位奠定了成都歷來物質與精神並重的城市特色，儘管在實際生活並沒能做到，但在象徵意義上還是儘量有所體現。 文翁是個極有眼光的太守，從先進的中原地區來，深感蜀地文化不發達，一方面採取送郡縣小吏至長安留學，另一方面在本地興修學校，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成都因此成為郡、國最早設立學校的地方。文翁建校以石為屋，故稱為石室，又名玉堂。公元194年太守高重朕重建石室，並築視堂以祀周公，此為周公禮殿的起源。公孫述雖系一割據小政權，也要為自己網路和培養人才，他稱帝后，文翁所創郡學遂升級而成太學。劉焉任益州牧後，舊有蜀之郡學升為州學，因而在錦江南岸另建郡學，於是形成州、郡兩學並存的格局。成都人求學之風未有稍減。迨至元代，官方於此建石室書院，而明代的成都府學亦設於此，明代的書院、文廟、府學佔地面積很大，後毀於明末清初的大戰亂。1704年按察使劉德芳於文翁舊址建立錦江書院，而錦江書院1902年改為成都府師範學堂，3年後改為成都府中學堂，郭沫若、王光祈、李 人、魏時珍等曾就讀於此。而周公禮殿在隋以前仍祀周公，唐代變成了孔子的天下，禮殿更名大成。孟蜀石經實藏於此，考其原因，大抵此處為孟蜀太學之所在。成都人似乎覺得祀了周公、孔子、文翁也還不過癮，宋代在古大聖慈寺北今四聖祠、慶雲庵一帶祀有禹廟，但到了清代官方重修(大慈寺面積縮小，禹廟址已不在其內)，忘其為禹廟，而以殿前所奉之倉頡為主祀，改禹廟為惜字宮。嘉慶《四川通志·祠廟》說：“惜字宮，古禹廟也，前殿祀倉頡，中殿禮禹王。”本來前代配祀者深知形成成都民眾的重要精神支柱，一為變水患為水利，服務萬民的大禹(李冰亦與蠶叢祀於禹廟東西廡)，一是對中國的漢字有特殊貢獻的人倉頡——雖然我認為他是神話人物，但此中蘊含著對文化的特別敬重卻是無疑的。這種特殊的配祀局面再次證明成都文化中對物質與精神的雙重重視，儘管在實際生活可能做得並不好，但就是這種雙重配祀的形式還是對人們文物並重起到了較好的潛移默化作用。 書院名稱得於唐開元時的集賢殿書院，不過那並不是讀書的學校，只是唐朝中央政府藏書修書的地方，因而算不得真正的書院。最早的書院應算南唐時建於江西南康的白鹿洞學館。起於宋代，盛於明清，成為士子求學之所。從書院之盛、成就之大、學生之眾、傳播之廣，在這方面成都並不能與湖南、江西及其它江南地區相頡頏。宋代較有名的也就只有魏了翁在蒲江建立的翁山書院，其舊址現為蒲江中學。關於成都市的宋代書院算是乏善可陳，元代建有石室、草堂、墨池等書院。明代建有子云書院(今展覽館)和大益書院(遺址在今書院街)。到了清代成都市有名的書院有錦江、潛溪、芙蓉、尊經等書院，尤以尊經書院培養出的人才對四川近現代文化的影響既深且巨。1874年四川學政張之洞與總督吳棠奏准以石犀寺(今西勝街一帶)明代書院舊址建尊經書院。明末清初的戰亂對四川的文化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以至於清代乾嘉學風極盛時，蜀中士子猶專務括帖。有鑑於此，張之洞仿詁經精舍及學海堂的慣例，以經史詞賦教諸生。並且他還撰《書目答問》引導諸生博覽群書，而不是隻會做括帖的考試機器或者章句陋儒。不特如此，他捐置數千卷書籍庋藏於尊經閣，便於諸生研讀，同時又設尊經局，刊行小學、經、史、諸書，於是蜀中學風大變。至於丁寶楨督川后，聘來經學大師王 運，以經學、詞章教諸生，於是尊經書院盛極一時。尊經書院培養出的學生著名有廖平、宋育仁、楊銳、吳之英、張森楷等。奠定了近現代四川文化的根脈。

　　如果說成都人與織錦等絲織、麻織、毛織、棉織、刺繡等有天然的聯絡，那絕非虛妄之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成都的歷史部分就是用織布機織出來的，成都人的靈感、想象力及聰明才智，有不少都織進了這些美妙的凌羅綢緞之中，傾倒了眾多的消費者。從實用的角度看，是衣被萬家，澤惠四海；而從審美有角度來揣度，則是讓更多的人欣賞到了成都的能工巧匠們的絕思妙想。 當然要把成都的歷史與各色織品天然地聯絡起來，還要上溯到織品誕生之前的一系準備工作。《釋文》和《玉篇》裡說“蜀”是“桑中蟲”亦即蠶蟲，因而古蜀國也有蠶叢國之稱。《華陽國志·巴志》中講，四千年前，巴、蜀兩國的首領曾用絲織品亦即帛包裹著的玉獻給夏禹王。由此清楚地表明，蠶絲製品在成都地區歷史之悠久。1965年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國本土製造的戰國銅壺，上面有非常精妙的採桑圖，完全可以用來作與《詩經·豳風·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匹配的圖象性註腳。田野考古的所得之實物與清晰的文獻記載相得益彰，證明蜀人與蠶桑千絲萬縷的聯絡。 揚雄說成都“揮肱織錦”、“展帛刺繡”的手工業非常發達，產量巨大如“發揚文采，代轉無窮”，以至於諸葛亮面對蜀國的危局，不無感慨地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不只是打戰需要蜀錦換來的銀兩，而且就是魏、吳做生意，別人看重的就是你的蜀錦，故劉宋人山謙之的《丹陽記》提及蜀錦時便說道，“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乃有之”。蜀錦的佳妙就像其它方面的繁盛一樣，唐宋兩代是其最佳時代，其間成都一直處於全國各方面發展的中心。奢侈也許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狀況，但它能說明那個時代消費最頂尖級的人物，對某一物品的喜愛所能達到的工藝及美學高度。那麼讓我們看一看那些有權有勢的奢糜者們是如何享受成都地區的絲織品尤其是蜀錦的，你就會覺得，我所談到的唐宋兩朝代表蜀錦最輝湟的時代所言不虛。唐玄宗曾得到一件織造得很精巧的絲織背心，其費百金；同時送予他的織成“蘭亭集”的文字錦，被其視作“異物”一樣，和雷公鎖、犀簪，暖金等珍藏在皇宮裡。唐中宗更能在奢侈上趕超前輩，安樂公主出嫁時向四川勒索一條“單絲碧羅籠裙”，系用“細如髮絲”的金線織成花鳥，鳥雀很小，但織出眼、鼻、嘴、甲，“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後來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奢糜成風。到唐宣宗時他告誡自己的臣下說：玄宗時，內府飾有金雀的錦襖只有兩件，一件自用，一件貴妃用，現在你們家家都有了。 上一層樓戰馬，而戰馬大多來自西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而要得到戰馬便必須拿上等的錦緞布匹去交換。宋代川峽四路計徵收56589匹官布，成都府路為554739匹，佔川峽上路官布的97%(《宋會要·食貨志》)，可見統治者對成都府路搜刮得之苛酷。宋朝每年國庫總入的錦綺鹿胎透背等高階絲織物共9615匹中，四川織造的為1908匹，佔總數的20%多，歲入147385匹綾中，四川織造的為38770匹，佔總數的26%。每年上供錦綺鹿胎透背的1010匹中，四川織造的為759匹，佔74%；綾44906匹中，四川為14456匹，佔32%。每年諸路合發紫碧綺180匹，錦1700匹，全部由四川供應(轉引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鑑於這樣，完全去民間進行搜刮，就不能完全滿足上峰的要求，因此執掌成都的呂大防便於1038年官辦集中生產，統一管理的織錦工場——錦院。錦院之規模包括擁有房間117間，154臺織機，583名工人包括軍工和募工，每年生產錦1500匹，其中額定上貢錦690匹。但由於官辦效率低下，總是虧損，最終只得重新讓民間織機戶再為官家織錦。到了南宋末年，民間織機戶也多為官家逼得破產，只不過尚能維持一種即將衰敗的榮譽而已。後來雖也還有蜀錦衣被天下之說，但那畢竟不可與蜀錦在唐宋兩朝的主導地位相提並論。盛筵不再，此之謂也。錦官城的織布機偶爾在歷史的書頁中發出幾聲悶響，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