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戰國策》，西漢劉向編訂的國別體史書。主要記述了戰國時期的縱橫家（遊說之士）的政治主張和策略，展示了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曆史的重要典籍。
2、《戰國策》所記載的歷史，上起前490年智伯滅範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
3、作者並非一人，成書並非一時，書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誰。西漢末劉向編訂為三十三篇，書名亦為劉向所擬定。
4、宋時已有缺失，由曾鞏作了訂補。有東漢高誘注，今殘缺。宋鮑彪改變原書次序，作新注。吳師道作《校注》，近代人金正煒有《補釋》，今人繆文遠有《戰國策新注》。
《戰國策》是彙編而成的歷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資料，主要出於戰國時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記載，彙集成書，當在秦統一以後。原來的書名不確定，西漢劉向考訂整理後，定名為《戰國策》。總共三十三篇，按國別記述，計有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合為一、中山一。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以策士的遊說活動為中心，反映出這一時期各國政治、外交的情狀。全書沒有系統完整的體例，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
雖然習慣上把《戰國策》歸為歷史著作，但它的情況與《左傳》、《國語》等有很大不同。有許多記載，作為史實來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寫唐且在秦廷中挺劍脅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這一類內容，與其說是歷史，還不如說是故事。《戰國策》的思想觀念，就其主流來說，與《左傳》等史書也有截然不同之處。劉向序說：“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戰國時代，是春秋以後更激烈的大兼併時代，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國與國之間，如今講的是以勢相爭，以智謀相奪。那些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適的買主換取功名利祿，朝秦暮楚，毫不為怪。如蘇秦始以連橫之策勸說秦王併吞天下，後又以合縱之說勸趙王聯合六國抗素。他遊秦失敗歸來時，受到全家人的蔑視；後富貴還鄉，父母妻嫂都無比恭敬。於是他感慨道：
嗟夫，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賞的筆調，描繪了蘇秦躊躇滿志的神情。這些在今天看來也許是不值得讚賞，但在當日的歷史條件下，原本受貴族壓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這樣寫比虛假的說教更富於真實性。
另一方面，由於策士以一種比較自由、可以擇君而輔之的身份，在當時的政治與外交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戰國策》又主要取材於策士著作，故書中對士的個人尊嚴和個人作用，給予強有力的肯定。《齊策》中記顏斶見齊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還滔滔不絕地論證了國無士則必亡，故“士貴耳，王者不貴”的道理。《秦策》中讚揚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卻使得“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這當然是誇大的，但這誇大中顯示了策士們的自信，也是平民中優異人物的自信。
《戰國策》還熱情謳歌了多位義俠之士的豪情壯舉。
“俠”也是一種遊離於統治集團、不受權勢拘勒的人物。他們以自身的標準、個人的恩怨來決定自己的行動，重義輕生，感情激烈，顯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觀。所以“俠”總是為放任不羈的人們所喜愛。
總而言之，《戰國策》既體現了時代思想觀念的變化，也體現出戰國遊士、俠士這一類處於統治集團與庶民之間的特殊而較為自由的社會人物的思想特徵，不完全是為了維護統治秩序說話。由於《戰國策》突破了舊的思想觀念的束縛，又不完全拘泥於歷史的真實（當然從歷史學的眼光看這是缺陷），所以就顯得比以前的歷史著作更加活潑而富有生氣。從文學上看，《戰國策》的特色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戰國策採用國別體。《戰國策》，西漢劉向編訂的國別體史書。主要記述了戰國時期的縱橫家（遊說之士）的政治主張和策略，展示了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曆史的重要典籍。
史書指古籍中專門記載歷史的書，在四庫分類之中就是史部。早期的史書都是以編年史的形式存在，晉朝太康年間汲冢出土的《竹書紀年》也是編年體。東漢末年，荀悅撰成《漢紀》，開創了編年體的斷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