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推廣普通話宣傳提綱和宣傳口號，由全國推普周領導小組辦公室2005年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普通話是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2、語言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資訊載體。在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程序中，大力推廣、積極普及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有利於消除語言隔閡，促進社會交往，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對普及普通話的需求日益迫切。推廣普及普通話，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有利於促進人員交流，有利於商品流通和培育統一的大市場。
4、總之，推廣普及普通話有利於我國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發展的需要，符合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貫徹“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堅持以人為本，落實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為構建和諧社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的具體行動。
1、說好普通話、用好規範字是社會發展的要求。資訊化時代的到來，必須大力加強資訊科技教育。中文資訊處理是我國資訊科技發展的重點，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是中文資訊處理的先決條件，普及普通話和用字規範化有利於提高語言文字資訊處理和交換的效益和水平。師生員工只有說好普通話，用好規範字，才能適應資訊科技教育的需要。
2、說好普通話，用好規範字是校園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普及普通話和用字規範化是國家一項重要的語言政策，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重要內容。學校是精神文明的前沿陣地，肩負著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標兵的任務。因此，學校普及普通話和用字規範化，加強校園精神文明建設，提升師生的語言素質和綜合人文素質刻不容緩。
1、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標準漢語。“普通話”一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 清廷1909年規定北京官話為“國語”，民國時期多次制定國語讀音，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確定現代標準漢語由國語改稱普通話。
2、“普通話”這個詞早在清末就出現了。1902年，學者吳汝綸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議中國應該推行國語教育來統一語言。在談話中就曾提到“普通話”這一名稱。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學日本時，曾與留日學生組織了一個“演說聯絡會”，擬定了一份簡章，在這份簡章中就出現了“普通話”的名稱。研究切音字的學者朱文熊在《江蘇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言），他不僅提出了“普通話”的名稱，而且明確地給“普通話”下了定義：“各省通行之話。”當時人們又稱“普通話”為“藍青官話”。元明清以來，北京一直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各地赴京應考、做官、經商的人很多，天長日久，他們也學會了普通話，但他們的北京話，卻有多少雜有地方口音，人們就用“藍青”比喻它 “藍青”比喻不純粹（夾雜許多地方口音）。開始，這種話只能在官場使用，所以稱“官話”。後來，會說官話的人越來越多，稱官話不合適了，民國初年又有了一個新名：國語。解放後，人民政府非常關心漢字改革工作，不僅使“普通話”有了嚴格的內涵與規範（即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京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而且把推廣普通話作為文字改革的一項任務。
3、普通話是現代標準漢語的另一個稱呼，各國都有自己的通用語言（官方用語、首都官話）——無論美國、俄羅斯、印度等國，都是語言方言眾多而推行各國的標準用語以利於人們廣泛交通。中國的國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即漢語普通話，是中國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區別於首都衚衕音）。要區別三個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話，首都衚衕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4、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前後歷時八百多年。由於經濟政治的集中，北京話的影響逐漸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話作為官方的通用語言傳播到全國各地，成為“官話”，“官話”也就逐漸成了各方言區之間共同使用的“共同語”；另一方面，以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學作品，特別是元明以來的戲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話的影響。這樣，北京話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漢民族共同語實際上已經形成。新中國的普通話以北京官話語音（區別於北京胡同話）為基礎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灤平話的特點如直接、清晰、明確）。以灤平話為主要標準——灤平話是北京官話的推行區、記錄區，小小區別於北京胡同話。
5、普通話是規範化的，是中國法定的全國通用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使用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