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陽：儒家也是有信仰的

　　“說儒家沒有信仰，我是決不能接受的”，“我也並不認為當下中國社會喪失了信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哲學系主任李晨陽在尼山論壇的分論壇上亮出觀點，引發了臺上臺下來自大陸、臺灣等地華人學者的討論。

　　面對“中國人有沒有信仰”這個爭論已久、卻愈顯“新”“銳”的問題，華人學者們說，“不能把信仰和宗教信仰劃等號。”

　　“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李晨陽認為，有些人相信人類應該儘量避免苦難;有些人相信人性善，為了體現人性要做善事;儒家講，人的一生要“立言、立德”，這都是信仰。

　　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葉國良認為，儒家思想從知識的研究、襲承出發達到人生理想，不同於宗教透過信仰人格神實現。宗教講“信、望、愛”，儒家倫理道德思想也講“望、愛”，但不求“信”。

　　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對信仰路徑的 不同做出形象的講解：廳堂裡掛著忠、恕牌匾，逢初一、十五要祭天地、祭祖先、祭聖人。幾千年來，在父輩的言傳身教、口耳相傳中，在開蒙讀物《三字經》、 《千字文》中，在家族的祭祀活動中，中國人的敬畏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就這樣慢慢凝結、慢慢長大。郭齊勇認為，儒家以“仁愛”為中心的思想，就是中國民間百姓的信仰所在。

　　信仰可以與上帝無關，但學者們相信，它一定與道德相依，並且發自內心。中文繁體“德”字是正直的“直”下邊一個“心”，李晨陽說，“道德是發自內心的。”郭齊勇也記得母親對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將心比心。

　　這場有關“信仰”和“道德”的對話，並沒有迴避當下社會出現的亂象和人們對“道德信仰缺失”的熱議。

　　“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很多人忘掉了更根本的東西，脫離了歷史語境去理解‘致富光榮’，甚至拿來作為一個人‘信仰’的全部、指導生活的全部，那是非常可怕的。”李晨陽說，當下中國社會確實對人的信仰，也包括他這樣的海外華人的信仰提出了挑戰，這是一個必須直面的問題。

　　“金錢掛帥、物質刺激，今天中國社會有很多亂象。”郭齊勇說，但讓我們看看中國的百姓：小悅悅事件中出手相救的掃街大媽、替過世兄長還錢的信義兄弟，他甚至回憶起“文革”期間自己在農村感受到的溫情。中國百姓的信仰，他們的道德信念、做人目標、生活哲學，仍然是“孔仁孟義”。

　　中國曆代“儒生”對社會生活和政治的參與、諫言都是“直截了當”的，郭齊勇說，至今我們仍保有憂患意識：現代社會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同時，我們付出了生態和道德的代價。一定要回到中國文化的根本，重新恢復我們的信念和信仰。

　　“我認為這個彎子會轉過來的”，李晨陽說，“我對中國充滿信心。”

　　記得幾年前我們來到緬甸小城大其力，恰逢傣族“水燈節”的前夜。婦女們坐在屋簷下，忙著做水燈。男人們卻迫不及待地敲鑼打鼓，舞動犄角高翹的紙紮水牛，在街上四處歡慶。身穿黃色袈裟的小沙彌，手裡捧著水燈和各種供品，排隊走向寺廟，向神靈祭拜。

　　有趣的是當地的緬族人不過水燈節，而是過“小偷節”。在這一天裡，喜歡順手牽羊的人，可以不再像平時那樣擔驚受怕。人們對於小偷也格外寬容，看見他們出入家門，故意拿走一些食物飲料和小東西，只是笑笑，若無其事。

　　我起初以為這或許是生活必需品匱乏的年月，人們相互間的一種精神調劑，或者是顯示了緬族人性格的幽默。後來才知道，在中國的很多地方，早就有這種“儀式性的偷取”。

　　一般來說，是在每年元宵節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不僅州官能放煙火，也容許老百姓點燈，人們便“相偷為戲”。《魏書》中有關於“禁十五日相偷戲”的記載。而在崇禎八年刊行的《帝京景物略》裡，則載有金元時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雖竊至妻女不加罪”的文字。意思是說，在元宵佳節的三天裡，不僅容許偷盜物品，甚至連妻女為人所竊都不以為忤。明清時期，對於元宵節的“偷竊”行為，人們仍然採取十分寬容的態度。清初查嗣瑮的《燕京雜詠》中寫道:“六街燈月影鱗鱗，踏遍長橋摸鎖頻，略遣金吾弛夜禁，九門猶有放偷人”。原來，相偷為戲既然是一種大家參與的民間習俗，偷東西與放小偷，就成為約定俗成的遊戲規則。在火樹銀花、明月逐人的元宵節，人們並非為了徹底擺脫日常法度與禮典的規範，而只是故意挑逗這些約束，使得元宵節的“鬧”愈加帶來歡笑。

　　在太湖流域的許多水鄉古鎮，以前普遍有元宵節“偷青”的習俗。有的是偷取別人蔬菜園裡幾棵青菜，如果得到主人的譴責，被認為是一種吉兆。有的是特意偷取小蔥，給孩子餵食，覺得這樣孩子就能“聰(蔥)明”。還有一些地方，婦女們在元宵節觀看燈月“走三橋”，是為了免除百病。而偷摘人家的菜葉，拍打肩背，會更加有效。如果女子偷竊到了別人家的豬食盆，遭到主人詬罵，心裡還會感到很高興，因為這是生男孩的徵兆。

　　這種在“元夕偷青者以受詈為祥，失者以不詈為吉”的習俗，並不是為了倡導偷竊，給偷竊罩上民俗的外衣，使之合法化、正當化。在特別的節慶日子裡反常、非禮的行為，無論偷、罵或者放，都只是一種象徵性的儀式，體現了人們的諧謔意趣和寬容情懷，是對自我封閉、以鄰為壑的反叛。

　　近日，河南省項城市住建局公佈了經濟適用房申購人員名單。環球網河南頻道記者發現，這份包含項城 市水寨、光武、蓮花等6個辦事處在內1256位申購人的名單中，未成年人一共有42人，其中一位最小的李姓男孩年齡還不到7歲，資料顯示該男孩為2005 年9月出生，項城市水寨辦事處人。

　　6歲兒童獲准購買經適房，此新聞很能抓眼球，因而毫無爭議高居各大網站排行榜的前幾位。但我 可以負責任地說，這位名叫李帥狄的6歲兒童並未獲准購買經濟適用房，他（或她）其實是那位名叫付秀英的家長的子女。我查閱並電話求證了公示名單及某位申購 者，按照表格中的編號和排列情況，在000652編號中所列的付秀英和李帥狄實乃母子（女）關係，就像在000036編號中所列的於海珍和李秉林系配偶一 樣。住建局是以戶為單位，把每戶的人頭都列出來。真正的申購者其實是付秀英，而非李帥狄。

　　照此分析，報道所稱的有42名未成年人獲准購買經適房也與事實不符。實情是這些未成年人大多是作為申購者的子女被同時公示的。這點從表格中同一編號中的姓氏也能看出來，如在001123編號中張忠於的名下有位叫張藝的人，後者顯然是前者的子女。

　　這麼明顯的關係，媒體記者咋沒看出來呢？當然，這與表格設計過於簡單有關，設計者不僅不註明 同一欄目所列人物間的關係，也不公示申購者的住房和家庭收入情況，只公示了身份證號碼，家住哪兒和手機號，讓公眾無從監督和查證。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關 鍵在於記者因浮躁失職導致此次烏龍事件。

　　顯然，記者撰寫此文的本意是旨在替底層人代言和維權，這點無可非議，因為這些年各地不斷曝光 的類似“開寶馬買經適房”的訊息一再刺激著公眾的神經，人們紛紛透過各種方式表達對申報經適房中的造假現象的痛恨，尤其是對掌權者透過非法手段申購經適房 的現象更是深惡痛絕，因而記者曝光此類事件，總能深得民心。但類似案件曝光多了，公眾產生了審醜疲勞，再想曝光就難以產生轟動效應。因此，記者在事先佔據 了道德制高點的前提下，必須得從同題新聞中找到新的新聞元素，6歲兒童獲准購買經適房，就是這樣的新聞元素。

　　我大致能想象得到當記者發現了這一新聞元素後那種如獲至寶的欣喜心情，狂喜之下，抓住這點大 做文章，放棄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如哪位官員敢膽大妄為將6歲小孩推出去申報經適房，稽核單位再愚蠢也不至於蠢到發現不了申購者的實際年齡，甚至連打個電話 求證一下的最起碼的採訪程式都忽略了，結果自導烏龍，為弱者維權的目的沒達到不說，反而傷害了更弱的弱者。

　　有一點值得警惕，近來假新聞大有日益增多的趨勢，這與現存的新聞生態有關。由於各地政府不遵 守資訊公開條例，對記者的採訪往往設定各種各樣的障礙，致使記者不能第一時間獲知事件真相，難免釋出一些不實訊息，這點可以理解。但不能否認的是，隨著微 博等自媒體的興起，好多記者更喜歡從微博上取材，在未經調查核實或者只做了膚淺調查後就向外釋出訊息，因而產生了大量假新聞。

　　近年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媒體公信力，絕不能毀在某些不負責任的記者和媒體手上。當事記者、網媒及所有轉載該新聞的媒體都得反思，從中汲取教訓，無論如何，不能為了追求獨家報道和轟動效應，有意無意的炮製和傳播假新聞，做出有違新聞倫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