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漢奸”罵名何時背上？

　　李鴻章訪美盛況

　　“李鴻章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用一個“好人”或“壞人”去評論一個複雜至極的歷史人物未免極度簡單化，但也恰恰是因為“極度簡單”反而讓這個問題極度複雜。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們已經習慣了複雜地看待問題，想要簡單地說清楚一個問題反而做不到了。

　　那麼，李鴻章到底是好還是壞呢？這個問題被提出來本身就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沒有人會問袁世凱是不是壞人，因為已基本有定論（當然，習慣於把一切問題複雜化的我們偶爾也會有不同聲音來討論，不過基本不影響結論）；也很少有人會問辜鴻銘是好人壞人，這倒不是說辜鴻銘一定是好人，而是對此人的評價標準可以脫離“好”與“壞”的範疇，他再好或再壞也不涉及“愛國”“賣國”的大是大非，因為其基本不在政治漩渦之中。而李鴻章則不同，他“一生功過在和戎”，總是出現在外交場合，甚至是在談判桌前。要知道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出現在談判桌前的人往往都會引起人們的不滿，更何況是在積貧積弱的晚清被列強的堅船利炮逼迫到談判桌前的李鴻章。李鴻章“漢奸”的罵名從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的那一天起就已經揹負，“好人”與“壞人”的問號也就從那一天開始打出。

　　李鴻章在《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上簽字，於是成為了“漢奸”，而假如簽字的那個人叫“張鴻章”，那麼這個“漢奸”就會變成“張鴻章”。也就是說，誰簽字，誰就是漢奸。但問題是，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總得有人去簽字，總得有人揹負這個千古罵名。王樹增在《1901》當中有一連串關於《辛丑條約》的詰問，從慈禧到清流哪一個不該罵，卻獨獨罵李鴻章。其實，罵李鴻章也是一種逃避的手段：挑選出一個漢奸大罵痛罵，就轉移了視線，推卸了責任，甚至因為謾罵中言辭上的正義而讓自己堂而皇之地成為了“正義”的一方，何樂而不為？但似乎很少有人去想、或者是很少有人願意去想：如果你是李鴻章，你能如何？

　　當然，李鴻章所做的一切並不完美，就如董叢林在《刀鋒下的外交》這本書中所論述的那樣，李鴻章過於迷信列強的技術又過於輕視國人的能量而在外交當中失於軟弱，在對付一個列強的時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藉助另一個或另幾個列強的能量，結果卻是前門拒狼後門引虎。而在中日甲午海戰中更是因為他的保守而致戰事失利，於是在馬關談判桌上即便是再有手段再有能量，最終的結果也只能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而這種保守和軟弱，正是來自開啟國門之後和諸強的對比而產生的自卑。因為自卑，就想要學習和發展，但學習和發展總要有個過程，於是就會採取更直接的辦法：藉助或引入。於是在無力量對付日本的時候李鴻章首先想到的是藉助俄羅斯的力量，最後卻上了大當。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單純批評李鴻章的短視，因為即使是現在，我們依然有這種強烈的自卑感，這種自卑感讓我們急功近利，總是喜歡尋求捷徑。比如我們的改革開放，真正學習和發展到的技術很有限，更多的辦法是直接從發達國家手裡購買。沒錯，在我們的大街上跑的車和在美國大街上的沒什麼兩樣，但問題是人家那是造的，而我們的是買的。

　　這個問題有點扯遠了，不過這種對比能夠更好地讓我們認清李鴻章，也能夠幫助我們透過李鴻章反過來更好地認清我們自己。李鴻章的侷限是時代的侷限，也是民族的侷限。所以知道李鴻章在那個時代做了些什麼能夠認清那個時代，而清楚李鴻章的思想根源則更有助於瞭解自己。如今，我們的國家雖然強大了許多，但依然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我們要看清楚這個世界，但更要看清我們自己的侷限。李鴻章是好人還是壞人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是一箇中國人。

　　李鴻章中國晚清軍政重臣，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中進士，李鴻章是晚清偉大的人物，他繼承老師曾國藩的事業，開啟中國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個真正看世界的中國文人與官吏。他的看世界當然比林則徐來得偉大，林則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與官吏，但他屬於舊時代的文人與官吏，所以他所開啟戰爭的目的是企圖將外人全部驅逐出中國，最後以失敗告終。李鴻章所要進行的事業是想讓中國工業化，軍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國確實在他的倡導下進步了，而且進步非常大，李鴻章當然不是完人，世間本無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談。李鴻章像所有偉大人物一樣，不在於他自身的成功與失敗，而是找到了使中國強盛的事業，並選擇了繼承者，將這一事業傳接下去。這也是李鴻章留給中國的最有意義的遺產。

　　李鴻章不是漢奸。

　　李鴻章作為淮軍、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領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國第一支西式海軍北洋水師，因其盡忠輔清，頗有才幹而聞名。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地方武裝淮軍的建立者和領導者。在經濟上與英國的大財閥羅斯柴爾德家族有私人來往，李鴻章曾被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授予皇家維多利亞勳章。曾經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