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一直要求清政府懲辦林則徐，以洩他們因為鴉片被燒所產生的怨恨，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政府只能按英國政府意見辦，而且道光皇帝也很憤怒，認為林則徐禁菸不力導致鴉片戰爭，把林則徐革職查辦，發配新疆。
林則徐在西安告別家人，踏上西行的路途，路途的遙遠、艱辛，並沒有使林則徐意志消沉，沿途壯麗的西北風光，反而使他心胸更加豁達，對國家和民族的安危更加關切。 林則徐在新疆期間，親自到各地踏勘荒地、尋訪水源、發展屯田，大量的調查研究，使林則徐掌握了關於新疆的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也形成了他對經營開發新疆的一系列思考，這為他回去以後建議朝廷加強對新疆的管理奠定了思想基礎，他的這種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左宗棠。
琦善的靖逆將軍奕山在率軍與英軍作戰中打了敗仗。為了開脫罪責，他竟造謠說，英方是願意議和的，他們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則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須再次懲辦林則徐，英方才能罷兵議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廣州戰敗的責任再次歸罪於林則徐，說他在廣州任職時沒有積極籌劃防務，以致英軍發起進攻後，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則徐“四品卿銜”， “從重發往新疆伊犁，效力贖罪。”，由此，林則徐被貶職到北疆。
林則徐 清代終結後，兩極化的林則徐形象再度演變，民國時期的歷史書對其多有反思乃至批評。而1949年後對林的評價以褒為主，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有清官情結；有階級鬥爭思維；有群眾路線；有反帝愛國的主題；甚至有“改革開放”。林則徐就這樣走上了歷史神壇。
民國時期，具體來講是在20世紀30至40年代，出現了幾部影響較大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對林則徐的評價還是有好有壞。
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雖然肯定林則徐“不顧一切，毅然禁菸”的行為乃“民族之光也”，但卻同時批評“其失敗之主因，多由於對外知識之淺陋”。
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蔣廷黼的《中國近代史》，批評明顯多了：“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作者舉證認為，林則徐在私函中言及中西技術差距，十分透徹，但他雖有此認識，卻礙於名譽，不敢提倡改革。
1949年後，近代史教科書及相關著作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林則徐的歷史形象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說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云云。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增平的《中國近代史》，說林則徐自到廣東以後，就著手整頓廣東海防，並開始瞭解國外情況；特別是林則徐有依靠民眾的思想，深信“民心可用”，確認民眾“必能自保身家，團結禦侮”。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來新夏的《林則徐年譜》，給林則徐定位如下：堅決維護民族利益的愛國者和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楊國楨的《林則徐傳》，1995年又出版了其修訂本，給林則徐的定位是：傑出的政治家與民族英雄，領導禁菸抗英鬥爭和探求西方知識的努力，在近代歷史上起了先驅者的作用。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傅美林、陳文蔚的《新編中國近代史》，說林則徐厲行禁菸政策，但並不反對正常的中外貿易；提出“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張；林則徐用心研究國際形勢，派人翻譯外國書報瞭解情況。1994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鄭師渠的《中國近代史》，書中說：虎門銷煙後，林則徐宣佈開放中英貿易，但要求進口商船出具甘結，保證永不夾帶鴉片；林則徐反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徑，但是並不禁止外商進行正當貿易；林則徐還不顧清政府高階官員不得與外國人往來的慣例，向他們宣講清政府的禁菸政策，溝通了中外之間的必要聯絡。
在這些歷史敘述中，為了襯托林則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反動派、昏君、賣國賊。如果不是他們的搗亂與破壞，廣大人民群眾在林則徐的領導下，肯定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林則徐就這樣走上了歷史神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