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思想及代表作

　　柳宗元，字子厚，生於唐大曆八年（公元773年），卒於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終年四十六歲。原籍河東解（今山西永濟縣）人，出生於長安，並在那裡度過了青少年時代。他出身於一個世代的官僚地主家庭，是後魏揚州大中正尚書柳僧習的第八代孫。其父柳鎮，在唐玄宗天寶末年曾做過太常博士，安史之亂以後，又繼續為官。其母盧氏，是涿郡范陽（今河北省涿縣）的大族女子。柳宗元的家庭在當時正是所謂書香官僚門第，他年輕時也是被人們當作世家子弟看待的。柳宗元早年受的是儒家思想的影響，在他整個年輕時代，是積極為爭取仕途發展，謀取官位而努力的。就柳宗元成年以後的活動及其思想發展的線索看，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　從柳宗元和他的摯友劉禹錫（公元772－842年）等，於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考中進士，到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柳宗元任秘書省校書郎，管理國家經籍圖書時止。從他這時寫的《終南山祠堂碑》、《太白山祠堂碑》和《碑陰文》（《柳宗元集》第五卷）等來看，原始迷信和有神論的思想，在其思想中佔有極大的比重。第二個階段　從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柳宗元考中博學宏詞科，為集賢殿書院正字，到他參加永貞政治革新運動以前。在這期間，柳宗元於貞元十九年曾出任藍田縣尉，後來被遷為監察御史裡行。這一期間在柳宗元思想中占主導地位的，基本上是儒家傳統的“寬則得眾”、“使民以時”的重“民”思想。看得出，他已經有了要實行儒家政治思想的抱負。在《韋道安》詩、《送範明府詩序》、《送薛存義序》等詩文中，都突出地表現了他的重“民”思想。他所說的“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送薛存義序》）顯然是孟軻“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思想的發揮。在《辯侵伐論》中，則表現了他對國事動亂的極大關切。第三個階段　從永貞元年（公元805年），柳宗元和劉禹錫等參加王叔文、主伍的政治革新集團，自監察御史裡行遷禮部員外郎，以及運動失敗後被貶，到逝世為止。柳宗元參加永貞政治革新運動及其失敗的遭遇，不僅是他人生仕途的重大轉折，也是他哲學思想發展的巨大因素。柳宗元的哲學著作，主要有：《天說》、《答劉禹錫天論書》、《天對》、《貞符》、《非國語》、《封建論》、《時令論》（上下）、《天爵論》、《斷刑論》（下）、《與韓愈論史官書》、《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等。侯外廬編的《柳宗元哲學選集》（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版），輯錄其哲學著作比較全面。

　　柳宗元在《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一文中，勉勵文暢要“統合儒釋，宣滌疑滯”，體現出其自身對儒學、佛學，以及其他學說所採取的相容並舉的態度。這種相容之態不同於白居易等人，他們完全從實用的角度出發，漠視佛教義理，只將佛教作為心靈的慰藉。而柳宗元對佛教眾多宗派的義理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這方面就連自稱“事佛而佞”的劉禹錫也遠遠不及。儘管柳宗元和韓愈一樣也尊崇儒學為根本，但由於他對佛、道等學說的吸收，而受到韓愈的嚴厲批評。方介認為：“柳宗元與韓愈同尊儒學，而他對佛、道的取捨則與韓愈有別。韓愈一生力斥佛、道二教，對於老子思想亦加以排斥，僅略取莊子。柳宗元則以儒學為基礎，吸收佛學與老、莊精義，而黜棄佛、道二教流弊。他們對於佛、道的取捨雖然頗有差異，但都有見於二教之弊而推尊儒學，因此，仍有部分意見是相合的。”這種說法很有見地。孫昌武先生也有專著，論及柳宗元的佞佛思想，精闢而又深邃。但還有一些問題值得研究。本文主要從柳宗元的儒、釋觀人手，探析其理性包容佛教眾多宗派思想的行為，並由此來解釋他反對天命論、反對迷信、反對祥瑞的思想與其佞佛思想的矛盾性，以及佞佛思想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柳宗元以儒學為根本，很推崇《春秋》。他曾在《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中說：“《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而陸質是當時摒棄舊經學，結合現實研究《春秋》的著名學者，柳宗元和劉禹錫等革新派人士，都曾受其教誨，以求通經致用。柳宗元在《陸文通先生墓表》中揭示《春秋》舊論註疏之病，盛讚陸質“能知聖人之旨”。可見，柳宗元是鄙棄章句註疏煩瑣之學而重視大義的，在《送徐從事北遊序》中也說：“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哉!”他眼中的儒者是有遠大政治理想，能“施於事，及於物”的改革時弊者。也正由於這種人世精神，他積極參加了永貞革新運動，成為其中的中堅人物。革新失敗後，他被一貶再貶，仕途上遭受沉重打擊，心緒趨於寂寥、落寞、愁怨，在無法排遣之中寄情于山水，託意於佛道。雖然此時儒家思想依然佔有主導地位，但他大膽對傳統儒學進行了重新審視，極富懷疑和批判精神。在《非國語序》中表達寫作目的，他認為：“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餘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其六十七篇批駁了許多的謬說，如《三川震》中反駁周幽王滅亡由三川震決定之說：“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將自然之變化與人事分離開。在《神降於莘》中指出神之說的荒誕，認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晉孫周》更言：“單子數晉周之德十一，而日合天地之數，豈德義之言邪？又徵卦、夢以符合之，皆不足取也。”其著名的《天說》亦是駁斥天命論的力作，認為天不能賞功罰禍：“慾望其賞罰者大謬”、“慾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可見，柳宗元是堅決反對天命、鬼神、祥瑞等迷信之說的，這也正符合儒家不信鬼神的傳統。正因為其敏銳的思辨力和寬闊的視野，才能客觀地對待並吸收諸子雜家，以及佛道等學說。《辯列子》稱賞其遠離是非、淡泊名利。

　　柳宗元是中唐時期，進步的思想家、優秀的文學家和革新政治家。他集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的品格於一身，在任何領域，其成就都是傑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來各家政治學說，是我們傳統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寶貴遺產。本文試從柳宗元的時代背景、生活經歷、政治思想及其文學創作等方面，來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一、儒家“聖人之道”的主色調柳宗元從小受到的是儒家傳統教育，無論是父親柳鎮還是母親盧氏，都以儒家經義教導並要求柳宗元。這使他從小就培養起了儒家憂國憂民、積極入世、有所作為的精神。特別是父親柳鎮，精通儒家經典、不畏強權、為國為民、正直無私的儒士精神，給柳宗元以極大激勵，對柳宗元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許京兆盂容書》中寫說的那樣：“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在柳宗元看來，“興堯、舜、孔子之道”就是行“聖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為務”——進民生，以民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達過類似的說法和思想。他在《時令論上》中說：“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而已矣”。就指出了，聖人之道沒有什麼神秘的，不必仰之彌高，以為不可能做到。其實，聖人所做的就是要“利於人，備於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湯賢相伊尹，認為：“彼伊尹者，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也。’”就是說，伊尹是當之無愧的聖人，他所關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於民”，那麼，這樣的君主便是堯舜一樣的明君，人民就和堯舜時代的人民一樣幸福。於是，柳宗元終其一生都在為行“聖人之道”，而不斷努力與拼搏。不論是政治上得意之時，還是仕途坎坷之際，他都沒有忘卻內心這種信念與理想。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志同道合的親戚，在長安時，他們相約共同努力為國效力。後來，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周君巢也失意於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順時，內心抑鬱不堪，逐漸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長生不老。他還曾專門勸過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煉丹修真以求長生。柳宗元對周君巢進行了批評，同時表明自己追求“聖人之道”的堅定信念，並勸導周君巢不要忘記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謬。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施設，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獲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喝萬受摒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柳宗元在儒家“聖人之道”的基礎上，提出了“聖且賢”的主張。在這裡，“聖”指的足德性方面，“賢”則指個人的才能。“聖且賢”要求每個行“聖人之道”的人，不僅要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無私、心存國家與人民，而且還要具備較好的為國為民服務的才能和本領，做到德才兼備。正是柳宗元心中對儒家“聖人之道”的無限憧憬與執著，才使得柳宗元積極地入世，努力實踐“勵才能，興功力，斂太康幹民，垂不滅之聲”的報負。二、“統合儒釋”思想中的釋家色彩柳宗元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以行“聖人之道”為己任的儒學名士，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學說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同時，他又是一位思想開闊，具有開放精神、能夠兼收幷蓄的大方之家。他並不把儒學看成唯一的思想源泉，主張吸取其他各種學派、宗教的思想為儒學所用，從而達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在此基礎上，柳宗元提出了“統合儒釋”的思想。誠然，柳宗元是信奉佛教的，有大量的文獻資料，特別是他自己的詩文、文章可以佐證。柳宗元自幼好佛，求佛有三十餘年，並且頗得其中三昧。例如，在柳州重建大雲寺時，他發現“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儷仁”，並希望透過佛來感化當地人。他在《柳州復大雲寺記》一文中，就提到“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另一方面，這也是柳宗元自身信仰佛教，希望倡大佛教的結果。在政治上，柳宗元認為佛教有助於教化，有以“佐世”，有益於統治：首先，儒家講仁愛，佛教也講仁愛；其次，佛教也講孝道，這跟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再者，柳宗元尊崇佛教，還因為他認為佛教的主張，在道德修養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以說。柳宗元自始至終都是把佛當作是儒家的有益補充，是為了“有以佐教化”。柳宗元用開放性的胸懷來對待“浮圖”，而不是真正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之中。柳宗元認為儒、釋並非人們所想像那樣截然不同，它們之間存在著共同點，能夠互相輔助。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並且認為韓愈僅看到了佛教行跡的表面現象，而沒有看到佛教的本質，即“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日兀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除此之外，柳宗元認為佛教也講求孝道，“餘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成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在性善論上，柳宗元認為儒與釋也是相同的。正是因為佛教也提倡性善論，才有了禪宗所說的人性即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說。柳宗元的“統合儒釋”思想，不但對中唐時期儒學的復興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宋明理學家從“統合儒釋”出發，提出“援佛入儒”的主張。朱熹則從佛教的禁慾觀中出發，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宋明理學家透過將儒家學說與佛教教義相結合，使儒學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契機。因此，“援佛入儒”可看作是“統合儒釋”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與昇華。三、“遂人之性”和“民自利”的道家色彩柳宗元從復興儒學出發，不但提出了“統合儒釋”的思想，還主張對道家思想進行有機整合。對於道家，柳宗元認為：“餘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其實質是，道家學說是儒家學說的別枝，是儒家學說的另一種發展。不但如此，柳宗元本著兼收幷蓄的原則，主張對各種學說採取“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成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的方法，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為儒家所用，達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根據道家順應自然的主張，柳宗元提出了“遂人之性”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求為政者不應干擾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讓百姓自由發展，順應百姓的性情和習俗，實行自然而然的“養民”之術。基於“遂人之性”的思想，柳宗元寫了《種樹郭橐駝傳》一文。文中描寫了一位名叫郭橐駝的種樹人，他種的樹不但能成活，而且枝葉繁茂、果實豐盛，於是有人向他請教種樹之道。郭氏種樹的方法就是“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透過保全樹木的“天”與“性”，使樹木得以茁壯成長。相反，一些人雖然很勤懇地照顧樹木，甚至“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但由於沒有“順木之天”，違反了樹木本身的生長規律，最終是“雖日愛之，其實害之；雖日憂之，其實仇之”。同時，文中認為種樹之道與治民之道相同，也可“移之官理”，成為“養人術”——就是要“順人之慾，遂人之性”。其次，柳宗元在“遂人之性”和“無為而治”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利民原則。這一思想集中表現在《晉問》一文中。《晉問》是以柳宗元本人，與友人“吳子”的問答形式展現出來的。文中分析了“利民”與“民自利”的不同：“利民”是統治者根據德治的要求所實行的“仁政”，雖然客觀上有利於人民，但其最終日的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而不是為了民眾的利益；“民自利”則是民眾根據自己的需要與情況，不為外物所左右，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獲取自己的利益。柳宗元借鑑道家學說提出了“遂人之性”與“民自利”的思想，可以說是對原來儒家“民本思想”的發展與創新。它突破了儒家教化與德行的治人之術，強調順應人民的天性，使人民不受外界的束縛，自由地發展；它還將“民利”與“民自利”區分開來，在傳統的儒家所倡導的“仁政”基礎上，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論題，從而為儒家的治國思想開闢了另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