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襄王:即魏襄王,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又稱魏哀王,原名魏嗣,魏惠王之子,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將都城從安邑遷至大梁(今開封),故稱魏為梁。魏惠王50年(公元前296年),惠王卒,繼位。魏惠王36年稱王,改元重新紀年。
魏惠王:公元前400年出生,公元前319年卒,又稱梁惠王。他是魏武侯之子,魏文侯之孫,公元前369年即位,在位50年。魏惠王魏罃即位正是魏國鼎盛時期,魏惠王由安邑遷都宋城後,魏國亦稱梁國。
梁襄王:即魏襄王,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又稱魏哀王,原名魏嗣,魏惠王之子,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將都城從安邑遷至大梁(今開封),故稱魏為梁。魏惠王50年(公元前296年),惠王卒,繼位。魏惠王36年稱王,改元重新紀年。
魏惠王:公元前400年出生,公元前319年卒,又稱梁惠王。他是魏武侯之子,魏文侯之孫,公元前369年即位,在位50年。魏惠王魏罃即位正是魏國鼎盛時期,魏惠王由安邑遷都宋城後,魏國亦稱梁國。
1、長子即悼太子。戰國末期秦國太子,秦昭襄王嬴稷的長子,秦孝文王嬴柱的哥哥。嬴悼太子曾被派到魏國做人質。
2、次子,嬴柱,即秦孝文王,秦國第29位國君。秦孝文王嬴柱(公元前302年―公元前250年11月14日),嬴姓,趙氏,名柱,又名式。亦稱安國君,是秦昭襄王的次子。
孟子上距孔子一百多年,他不僅“溫故而知新”,並且發揮創見,“深造之以道”,領悟得既正確又深刻,還能接著表達孔子思想在各方面的應用,使儒家形成完備的哲學體系。
司馬遷說他讀到《孟子》第一篇的第一段話,亦即梁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他就“廢書而嘆”。我與他正好相反,不但不把書本闔起,反而急著想知道孟子如何 回答。接著,我的感受是驚喜連連,因為孟子的辯才無懈可擊,他的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辯才與思想結合起來所產生的氣勢,則為古今罕見。
首先,孟子與當時手握大權的諸侯見面時,當然明白這些諸侯想要的是什麼,是富國強兵,是稱霸天下。然而,他所提供的卻是仁政。一個人怎能“對牛彈琴”而仍然 充滿自信呢?這就有賴於口才了。孟子的口才來自豐富的學識與人生經歷。他隨口引述《詩經》與《書經》,顯示出超強的記憶力。因為這些資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 代經典,所以具有高度的說服力。光是背誦不算什麼,他還能靈活運用,把古典引入現實處境,讓諸侯無言以對,只能茫茫然地點頭認可。
孟子的仁政並非純屬理論,而是要從經濟政策著手。對農業社會而言,百姓只要平安度日,得以養生送死無憾,然後加以適當的教育,提升人倫秩序的水平,國家自然 上軌道。要推行仁政,國君必須減輕賦稅,照顧百姓,或者就抓緊四個字:與民偕樂。君民同心,天下怎能不治?孟子反覆說明如何進行經濟改革,但是並未引起諸 侯的共鳴。因為若要與民偕樂,則諸侯首先就得放棄“作威作福”的各種特權,還須剋制“好色、好勇、好貨”的無窮慾望,然後再經常聽取孟子的教訓。
孟子的教訓其實很好聽,因為十分生動。他實在喜歡說話,往往是國君提出一個問題,他就引申發揮為一篇演講,讓國君上了一課。孟子除了善於引述經典與史實之 外,還有創造格言的超凡能力。耳熟能詳的就有“守望相助”、“出爾反爾”、“緣木求魚”、“左右逢源”、“操危慮患”、“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等。至於較 長的句子更是所在多有,譬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孟子光是以辯才取勝的嗎?當然不是,他主要是靠圓熟的思想體系。他為什麼再三強調“仁者無敵”?因為百姓歸向仁者,是出於無法遏阻的天性。那麼,人的 天性是什麼?他在與國君以外的學者辯論時,才有機會講明其中的道理。不過,自古以來,大多數人都被《孟子·滕文公篇》的第一句話誤導了。那就是“孟子道性 善,言必稱堯舜”。先看“言必稱堯舜”,這裡的“必”字當然是過於誇張了。事實上,孟子討論人性的幾個段落,並未特別提及堯舜。然後,他所道的“性善”, 是人性“本”善嗎?這是個更大的問題了。
孟子所說的是:人心有四端,從這四端引發、充擴、實踐之後,才有“仁、義、禮、智”這四種確定的“善”出現。因此,他一再使用“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水 無有不下”等比喻來描寫人性,意思是要肯定:人性是一種動態的力量。人只要真誠自覺(思則得之),立即會發現行善的力量由內而發,要求自己行善。我稱此一 說法為“人性向善”。把握這一點,才能明白孟子談修養、談養氣、談知言、談政治經濟、談治國平天下的一切理論。確立了這一點,人生重心立即由外轉向內,人 生價值也隨著主體而確立,但是孟子並不因此而忽略“天”。人生快樂自然不待外求,孟子清楚地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