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變法真相：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

　　在中國的“改革家”序列裡，商鞅與他同時代的李悝、吳起等人，是祖師級的人物，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人物。但實際上，商鞅本人不過是一個冷血的“國家主義”打手，是一箇中國曆史長河中從未消失過的恐怖幽靈。商鞅的變法理念有三：1、剷除“仁義和平善良孝悌”，國家才會強盛；2、人人互相監視互相告密，國家才會強盛；3、必須“弱民”、“愚民”，國家才能強盛。這三條，無論是放在今天，還是放在2000年前，都是歷史的反動。

　　據《史記·商君列傳》，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有三：1、按軍功受爵；2、強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斬；3、百姓只許務農，從事其他職業者，以及懶惰而致貧困者，全家沒收為奴。這三大內容，正對應著商鞅的上述三大變法理念。

　　商鞅認為，“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蝨，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蝨，必弱”（《商君書·靳令》），無論國家有錢還是沒錢，都必須時刻處於戰爭狀態，如此才能強盛，才會不被“六蝨”侵害。“六蝨”是什麼呢？是“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和平”。

　　為什麼必須人人告密國家才會強盛？《商君書·開塞》裡有解釋：讓老百姓只敢做國家讓他們做的事，國家才會大治。《史記》裡說，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似乎效果很好，但實際情況是：老百姓所受的盤剝比重非常之大，始終在生存線上下掙扎，因為商鞅認為：“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按商鞅的邏輯：百姓貧窮，就會有求富的動力；富有之後，就會“淫”（商鞅所謂的“淫”，指的是求智欲）；“淫”了之後，國家就會有“蝨”，就不能強盛。所以，國家必須想辦法在百姓富裕後“合理”拿走他們的財富，讓他們再度陷入貧窮。如此，才會重新激發百姓的求富動力，他們為生存疲於奔命，沒有精力求智，國家也不再有“蝨”了。這種讓國家富有而讓老百姓保持貧窮的治國方法，可以使國家雙倍強盛。（原文見《商君書·弱民》）

　　北魏孝文帝

　　中國歷史上真正具有深遠歷史影響力的變法，是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這次改革所確立的國家征斂模式，此後一直被歷代襲用。

　　“均田制”的出現有特殊的歷史背景。自魏晉以來，戰亂頻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現了大量空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強聚族自保，人口大量依附、控制在這些豪強地主手裡，據《北史·李靈傳》記載，最極端者，上千家百姓依附於某一豪強，居住在方圓五、六十里的範圍之內。當時北魏舊的國家租稅徵收方式，是按戶計算的。上千家百姓依附於一戶豪強，國家實際上只能徵收到一戶的租稅。這自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均田制”，就是朝廷所設計的一套從豪強地主手裡搶奪百姓、搶奪賦稅的變法方案。

　　“均田制”的內容很簡單：1、土地國有；2、朝廷將這些國有土地按一定標準分配給農民耕種。這樣簡單的內容，何以能夠從豪強地主手裡搶奪百姓，搶奪賦稅呢？問題的關鍵在於：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空荒地，這些荒地的量實在是太大了，以至於連牛都可以按規定從朝廷手裡每頭分配到三十畝耕地。當時，老百姓和豪強地主其實都不缺土地，國家光給他們分配土地，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任何吸引力的。但朝廷同時還制定了新的租稅徵收方式，不再按戶計算，而改成按“一夫一婦”計算，且額度比豪強地主向依附農戶徵收的私租要輕很多。這樣一來，依附農戶很自然地會願意傾向於選擇脫離豪強地主，投入國家的懷抱。同時，豪強地主也不至於反抗，因為朝廷還制定了“還授”政策，豪強地主的耕地，在名義上收歸國有，再由國家“還授”給他們，實際上等於沒動，而且國家還願意向豪強地主的私產“奴婢”分配土地，這些土地實際上增加了豪強地主的私產。如此，國家成功與豪強地主達成妥協，和平分割了百姓的地租。這一模式，一直沿續到隋唐。

　　在唐代與均田制配套的，是“租庸調”。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勞役；調其實就是戶稅。這三種賦稅，其繳納全部以實物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絹代替；調因地制宜繳納布、麻之類。到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楊炎變法，以“兩稅法”取代了“租庸調”。

　　本次變法的初衷，是赤裸裸地奔著增加政府收入而去的。政府公然宣稱此次變法的指導思想是“量出制入”，政府花多少，就向百姓征斂多少。雖然政府宣稱改收“居人之稅”和“田畝之稅”，之前的“租庸雜徭悉省”，但實際上以前的“租庸調”變成了“兩稅”，租庸調之外的那些無法律根據的苛捐雜稅，如唐代宗搞的“青苗錢”、“地頭錢”、“夏稅”、“秋稅”以及雙倍“庸”、“調”，這些不在國家法律規定之內的苛捐雜稅，也全部併入了“兩稅”。所謂免去了“租庸雜徭”，其實只不過是把這些苛捐雜稅的名目取消掉罷了，實際征斂量一點都沒有減少。王夫之當年對兩稅法這一本質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把那些沒有正當性的暴斂，全變成了正規的賦稅名目。

　　最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調”，老百姓用實物支付；而新的“兩稅”，老百姓必須得用貨幣支付。在農業國家，讓老百姓用錢繳納賦稅，等於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兩稅法實施之前的三十多年裡，唐代的物價一路高居不下；兩稅法推行之後，物價蹭蹭地下跌，跌得老百姓心驚膽戰，家破人亡。舉個例子：兩稅法實施前一兩年，一匹絹可以賣3000-4000文錢，到公元796年，就只能賣1500多文了，到公元805年，已經跌到只賣800多文了；米價也一路下跌，公元785年前後，關中地區的糙米正常年景，只賣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賣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後，若遇豐收，米價甚至跌到2文錢一斗，而在公元770年前後，正常年景的米價是1000或800文每鬥。物價如此暴跌，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兩稅法，要求老百姓用錢繳納賦稅，導致市面上錢貴物賤。政府的兩稅法實施越得力，老百姓生產的農產品就越賤，所遭受的實際盤剝就越多。白居易、韓愈這些人都是兩稅法的激烈反對者，但沒有用，國家喜歡兩稅法，它讓國庫銅錢滿倉，唐朝亡了之後，宋元明清各朝仍對兩稅法情有獨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