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基本知識：中國歷史上的10大盛世

　　歷史上的盛世有著許多不同的階段，而較為有名的十大盛世在歷史上保持著長時間的繁榮昌盛時期。而在歷史上的十大盛世同樣是歷史基本知識，你知道幾個呢？

　　那麼，本期民族文化一起來了解中國歷史上的10大盛世。

　　漢武盛世

　　漢武盛世是西漢的全盛時期，漢武帝身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時代所產生的政治思想與規劃，在歷史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漢武帝時代，以漢族為主體、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中國開始以文明和富強的政治實體和文化實體聞名於世。

　　漢武盛世時期，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等方面，在這一時期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漢武帝身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時代所產生的政治思想與規劃，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漢武帝時代，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開啟了中國文明富強的序幕。漢武帝時代的政治體制、經濟形式和文化格局，對後世留下相當重要的歷史影響。

　　漢武盛世，使西漢帝國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成就成為東方文明的驕傲。在這一時期，西漢進入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第一個鼎盛局面。在林立於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系之中居於領先的地位。不過傳統歷史學家如司馬遷、班固和司馬光均認為，漢武帝力行中央集權、開疆拓土、獨尊儒術、設罝五經博士等政策，雖然在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不過在位中期之後，由於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縱享樂、荒誕迷信、殘暴多疑、窮兵黷武等種種行為。

　　造成西漢國力、社會經濟、人口數量大幅衰退，當時人民承受這些現象的苦果，生活陷於水深火熱，因此他們稱所謂的“漢武盛世”，不過在文治學術方面尤為人稱道，至於武功方面則通常同情於對人民財貨與生命付出過度的損失與犧牲。漢武帝創立年號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個使用年號的皇帝。他登基之初，繼續他父親生前推行的養生息民政策，進一步削弱諸侯的勢力，頒佈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來推動諸侯分封諸子為侯，使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

　　同時他設立刺史，監察地方。在軍隊和經濟上則加強中央集權，將冶鐵、煮鹽、釀酒等民間生意編成由中央管理，同時禁止諸侯國鑄錢，使得財政權集於中央。他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儒學成為封建正統地位地位鋪平了道路。不過事實上漢武帝時期從來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揚儒學的同時漢武帝亦採用法規和刑法來鞏固政府的權威和顯示皇權的地位，因此漢學家認為這更應該是以法為主以儒為輔，內法外儒的一種體制，對廣大百姓宣揚儒道以示政府的懷柔，而對政府內部又施以嚴酷的刑法來約束大臣。

　　而宣儒並不等於棄法，法依然是漢武帝時期的最終裁決手段，當時積極啟用的汲黯和主父偃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春節始於太初改歷，漢武帝改正朔。漢武帝時期，衛青、霍去病三次大規模出擊匈奴，“漠南無王庭”。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從此西域成為幾大文明交匯之地，漢武帝被稱為“冠於百王”。

　　明代詩人楊慎的詩作《臨江仙》第一段，隨著電視劇《三國演義》數十年的風行而家喻戶曉，詩中嘆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或許這是詩人在歷經滄桑之後，看透世事變遷，從而採取的一種處世之道，但今天的人們在回顧泱泱五千年的華夏曆史時，卻不免仍然為千百年前的風雲變幻而滿懷衝動，有時卻又為歷史和命運的造化感到神秘和詭異。那麼今天的民間故事就為你細數，讓人猜不透的命運輪迴——中國歷史上10大詭異巧合。

　　中國歷史10大詭異巧合——夏朝的開“啟”與終“桀”

　　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家天下”的世襲王朝。根據現代考古學研究結果，夏王朝建立於約公元前2070年，滅亡於約公元前1600年，延續了四百多年的統治歷史，先後出現了17個君主。

　　現代考古學研究已經證明，在大禹做原始部落聯盟首領的時候，就已經建立了軍隊、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但是“公天下”的原始部落聯盟首領禪讓制並沒有改變。“家天下”的世襲制代替“公天下”的禪讓制是從夏啟開始的。

　　大禹因為治水有功，根據禪讓制的規則，做了舜的繼承人。同樣按照禪讓制的規則，大禹的部落聯盟首領的位子本來是要傳給伯益的。大禹死後，他的兒子夏啟在與伯益爭奪權位的鬥爭中獲勝，並且殺死了伯益。夏啟即位後，在鈞臺大宴各部落的首領，以期獲得聯盟各部落對他地位的承認。有扈氏對夏啟破壞禪讓制的做法十分不滿，堅決不出席鈞臺大會。夏啟調動軍隊對有扈氏進行征伐，大戰於甘，有扈氏戰敗，被滅族。這次征討鞏固了夏朝的統治。

　　夏啟死後，繼承王位的太康在東夷族的進攻下喪失了權力。直到少康繼位以後，夏朝的政權才被重新奪回並得到鞏固。從“太康失國”到“少康中興”以後，夏朝統治者都善於控制東夷，或是與東夷搞好關係。然而到了夏桀統治天下的時候，夏朝卻一味地討伐邊國，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同時，夏桀是一個昏庸無能、貪圖享受的暴君，想盡辦法殘害忠臣和百姓，重用亂臣賊子。因此，四方諸侯紛紛要求推翻他的暴政，使得夏桀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孤立境地。

　　商湯看到推翻夏桀統治的時期已經成熟，便以“天命”為號召，說：“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聯合四方諸侯向夏朝發起了進攻。在鳴條之戰中，商湯的軍隊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夏桀在出逃後死於南巢，夏王朝從此滅亡了。

　　夏的“家天下”世襲王朝是由夏啟開啟的，而終結這個王朝的最後一個君主則是夏桀。“啟”就是開啟的意思，而“桀”的諧音就是終結。這是歷史的一個巧合，還是冥冥之中就已經註定了呢？

　　我們常聽人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好像今天的世界缺少了大家可以遵循的倫理與道德原則。這種感慨何代無之，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埃及記錄上，曾有人做過同樣的感慨。而中國的經典裡，也時時充滿了這種感慨。其實，每隔一段時間，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都會有所轉變，於是新時代的價值和舊時的價值就會不同。

　　我們以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價值轉換時期為例證。新石器時代，人類是在村落裡聚族而居。社群很小，人群也很少，其倫理原則基本上是內外有分，對自己人是一種標準，對外面的人又是另一種標準。甚至到了人死亡以後，都有鬼不歆非類的說法。西周時，建立了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提出天命的理論：上天是公平的，對有道德的人會加以庇護，而周人是受命於天來做當時中國天下的統治者，上天所訂下的道德原則應該是普世的，不受部族與社群的限制。這個普世的道德觀，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但它是否真正的普世的呢？倒也未必。封建道德大概只行於當時的貴族階層，即所謂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對貴族階層以外的一般人，貴族們並不覺得他們也應該遵從同樣的道德，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

　　第二次轉折應當是在孔子時代。孔子最大的功勞不是創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述而不作”，他的功勞是在對古代經典予以新的闡釋。孔子主要的目的，是把舊的貴族價值作一新的界定，使一些可以做為普世價值的觀念，真正的變成一般人都可以遵循的行為法則。譬如，他所說的“仁”不再是貴族所獨有，而是每個人都秉賦的一種本性。他所說的“禮”，不再是鞠躬進退，而是一般人都應遵從的禮儀。孔子界定的這一套普世價值觀，對中國有長期的影響。從孔子以後，中國人的行為法則，都不脫孔子所訂下的原則。孔子要如此做的原因，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組織已經改變，封建社會已經崩潰，他必需要重新建立一個不屬原有封建秩序下的倫理與道德。

　　另一次大轉折是在東漢末年魏晉之間。這個時期儒家理論所鑄造的漢代社會秩序，也就是以忠、孝、節、義等道德原則所界定的古代中國社會秩序，在此時經過一次大轉變。再加上中央集權的皇帝制度和文官制度也已經崩潰，必需要尋找另一套秩序來替代。在尋找秩序的過程中，魏、晉的思想家顯然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把道家思想重新復活，開始談論自然、出世、人的主體性等議題，不再如同儒家一樣，注重社會的主體性。這一次的大轉變，從儒家的角度而言，又是一次“禮壞樂崩”的局面。但就非儒家的立場而言，這是一個重建的過程。這次重建的過程延續了1000年之久。直等到佛和道家、儒家思想完全融合為一，成為三教融合的一個新的中國思想體系，也就是朱熹的時代，理學才又重新界定了社會的秩序。社會本身要有一定的穩定性，社會的每一個人要有一定的位置。朱熹界定的價值，實際上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所界定的價值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與這種制度相配合的，是小農經濟、皇帝制度、知識分子精英及儒學治國的一種穩定體系，所以此時注重名節而不注重個人的權益。這段時期所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支配中國人的行為與思想有數百年之久。但是這種穩定的中國體系終究會面臨挑戰與壓力，在明代末期又面臨一次轉折。

　　明代末期，王陽明學派對朱子學派有基本上的質疑。而當時國家機構所表現的效率與能力，甚至以皇帝、宦官為代表的國家機構是否真能符合穩定社會所盼望的政府形態也受到質疑。我們由明朝末年的文學作品、歷史記載上，都可看到有殉道的人物，也有偽善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學者開始認真重新思考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國社會的結構。以黃宗羲、顧炎武為代表的學者，甚至懷疑中國國家與社會結構的根本性質。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提出許多另一套可替代的觀念。我個人認為這一段的中國思想史，幾乎可以與西方的啟蒙時代的思想相類比。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努力在明清改朝換代之後，無法繼續下來。原因很多，一方面是清代的帝制比以前更為徹底，更依靠暴力。另一方面，朱子留下來的傳統儒家思想，由於強調穩定性，必定是趨於保守。所以朱學的知識分子雖具有正統的地位，卻不會容許明末這些挑戰者繼續發揮他們的思想。

　　因此，從明末清初一直到19世紀，是中國在思想上極為呆滯的時代。固有的社會倫理道德，被當做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原則，為大家所遵循，但其間虛偽之處太多。同時也沒有新的力量出現，可以擔起翻舊更新的工作。這種文化系統實際上是缺少活力的，沒有辦法真正面臨另一股大力量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