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之與，抑與之與”的“與”是語氣助詞，無實意，這句話的意思是“是自己求得，還是別人告訴他”，出自《論語·學而篇》，語氣助詞是助詞的一種，是用在句中表示停頓和句末強調語氣的虛詞。

　　語氣助詞在句子中讀作時不譯舒緩停頓，在句末強調語氣或透過排比句重複時增強氣勢。常見的語氣詞有以下這些分類：疑問語氣、祈使語氣、感嘆語氣、肯定語氣和停頓語氣。肯定語氣詞與結構助詞不同，結構助詞若去掉便會影響句子的結構。

　　

　　宋朝一建立，便在宮廷興起飲茶的風尚。從宋太祖起歷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以致宋徽宗還親自作《大觀茶論》。這時茶文化已成為整個宮廷文化的組成部分，飲茶成為宮廷日常生活內容，考慮全國大事的皇帝、官員，很自然地將之用於朝儀，因此，茶在國家禮儀中被納入規範。至於祭神靈，宗廟，更為必備之物。黃庭堅《謝送壑源揀茶》詩云：“曾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顏。”宋代還以麥料蒸茶以祀天，保佑豐收。蘇轍《複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雲：“大芽春米新秋後，麥粒蒸茶欲祀天。”

　　宋代宮廷茶文化的另—種表現就是上面提到的在朝儀中加進了茶禮。朝廷春秋大宴，皇帝面前要設茶床，皇帝出巡，所過之地賜父老綾袍茶帛。皇帝視察國子監，要對學官、學生賜茶。趙佶作有《子會圖》無論從徽宗本身的地位還是這幅畫表現的場景、內容都不可能是一般文人閒常茶會。文人以茶為聚會儀式，或朝廷親自主持文士茶會已是經常行為。在《宋史·禮志》中到處可見“行茶”之記載。《夢溪筆談》載，宋代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於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舊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接待北朝，契丹使臣亦賜茶，契丹使者辭行宴會上有賜茶酒之儀，辭行之日亦設茶床。

　　宋代以前，茶文化幾乎是上層人物的專利，至於民間，雖然也飲茶，與文化幾乎是不沾邊的，宋代城市集鎮大興，市民成為一個很大的階層。當時，汴梁的茶肆，茶坊最多，十分引人注目，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載，開封潘樓之東有“從行角茶坊”，而在封上門外馬行街其間坊巷縱橫，院落數萬“各有茶坊酒店”。宋代茶肆不僅在大城市十分興旺，小城鎮也比比皆是，小說《水滸傳》中有多處反映。最為大家熟悉的便是武大郎隔壁的王婆茶坊。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飲茶作為增進友誼社會交際的手段，它的興起把茶文化從文人化和上層社會推向民間，成為茶風俗的重要組成部分。北宋汴京民俗有人遷往新居，左鄰右舍要彼此“獻茶”，鄰居間請喝茶叫“支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民俗》記載：“或有從外新來鄰左居住，則相借措動使，獻遺茶湯，指引買賣之類。更有提茶瓶人，每日鄰里互相支茶，相問動靜。”“客來則敬茶”之禮發展到近代“客來敬茶”之風遍及全國，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

　　西晉歐陽建針對當時玄學家的“言不盡意”思潮著《言盡意論》，就“言”與“意”的關係問題與其展開了爭辯。

　　歐陽建，字堅石，西晉思想家。他出身於冀州名門大族，名氣很大，當時人評論他為“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西晉元康時，官至馮瑚太守。永康元年，被趙王倫和孫秀所殺。其代表作《言盡意論》和嵇康的《聲無哀樂論》、《養生論》被合稱為玄學中的“三理”。

　　“言”與“意”的關係問題，是我國哲學史上的古老問題。到了魏晉時代，更成為思想界熱烈爭辯的重大問題。“言盡意”取自《周易》“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歐陽建的《言盡意論》，是針對當時玄學家的“言不盡意”的思潮而發的。如荀粲認為孔子所講的天道，微妙莫測，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宣揚言不盡意論；何曼主張“知者，言未心盡也”；王粥主張“得意忘象忘言”；嵇康把主觀和客觀分裂開來，以名為“標識”，認為“言非自然一定之物”；向秀、郭象也以“至理無言”註解《莊子》。這些主張和觀點雖有所不同，但都認為“言”是不能充分表達“意”的，也就是不能充分表達真理的，貶低或否定語言的作用。《言盡意論》以鮮明的唯物主義觀點，充分肯定了語言的作用。

　　歐陽建首先確認事物及其屬性是客觀存在，不依人所設的名稱為轉移。這是從哲學的高度肯定了客觀事物的第一性地位，為“言盡意”論奠定了唯物主義哲學基礎。他進一步指出，名稱、概念和語言在認識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它們具有表達客觀世界、區別客觀事實的重大作用。為了分辨不同的事物和表達不同的意思，就需要有不同的名稱。而名稱是根據客觀事物而有的，事物本身就是名稱的依據。有什麼樣的物，才有什麼樣的名，有什麼樣的理，才有什麼樣的言。名、言和物、理是一致，而不是分離的，其間的關係猶如“聲發響隨，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即它們的關係是對立統一的關係。由此可知，既然名、言和物、理是一致的，那麼名、言就能完全表示出物、理而“無不盡”，名稱和概念完全能夠反映客觀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