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勾結林彪反革命集團，鼓吹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製造大量冤假錯案，並在全國範圍內煽動打砸搶，挑動大規模武鬥，使全國陷於混亂。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他們在中央政治局結成四人幫，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毛澤東逝世後，他們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其主要成員被永遠開除黨籍，並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依法判刑。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們勾結林彪反革命集團，鼓吹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製造大量冤假錯案，並在全國範圍內煽動打砸搶，挑動大規模武鬥，使全國陷於混亂。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他們在中央政治局結成四人幫，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毛澤東逝世後，他們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其主要成員被永遠開除黨籍，並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依法判刑。
女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一生寄託給一個男人，尤其是這個男人很優秀的情況下，但是，世界上任何人都是獨立的，不要奢望一個人能夠陪伴自己永久，賀子珍的悲劇就是基於這樣一個歷史現實，毛澤東同志與她的愛情糾葛和家庭瑣事，使得這個女人一生活在鬱悶與蘇聯的寒冷之中，孩子的失去以及丈夫的新婚，給了她巨大的打擊，這些都需要她自己承受。
這一天，賀子珍不知為何想起了與毛澤東在一起的日子，她特別想知道延安的情況，於是，她來到了讀報室。
不一會兒，讀報員來了，像往日一樣，讀報員讀，學員們聽。然而，突然一條訊息把賀子珍和所有學員都震呆了：
塔斯社的記者在延安採訪毛澤東，雙方在窯洞裡談了很久。記者告別時已經是晚上了，毛澤東與他的妻子江青，踏著月色在窯洞外送行。
這條訊息不僅把賀子珍震驚了，其他知道毛澤東與賀子珍關係的學員都大吃一驚!大家一聽到此，都忍不住轉頭去看賀子珍。然而，此時的賀子珍卻態度鎮靜，沒有作出任何表示。隨即，賀子珍離開了讀報室。其實此刻，她的心裡早已是翻江倒海卷巨瀾。
啊，毛澤東已經結婚了，潤之，你真的結婚了嗎?賀子珍呆呆地坐在寢室裡，怔怔地抱著小柳瓦的衣服，不想說話。這打擊的沉重與她失去小兒子的沉重交織著，她的精神變得恍恍惚惚，迷糊時腦袋一片晦暗，清醒時，她像祥林嫂般地，責備自己太大意，忘記了兇猛的西伯利亞寒流會傷人，責備自己不懂事，不知道孩子太小，冬天要格外保暖，責備自己太固執，忽略了事情的輕重緩急。
賀子珍本來就有失眠的毛病，現在更是幾乎徹夜不眠。但是，她還是堅持上課，參加集體的活動。然而，賀子珍周圍的戰友卻發現，她常常顯得心神不定，上課時老走神。人坐在那裡，卻什麼也沒聽進去。
此時，莫斯科與延安相隔千山萬水，並非所有的訊息都沒有一點差錯，於是，有的同志勸她：“報上所公佈的訊息或許是誤傳，並不是真的。”這樣一說，在賀子珍的內心，又生出了一絲希望，一點幻想。
但是，現實對於賀子珍來說卻是殘酷的，不久這個訊息就得到了證實。
1939年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起到蘇聯治病，毛澤東託他們給賀子珍帶去一封信，還有一箱書。毛澤東的信很簡短，一開頭稱她賀子珍同志，而不是過去慣用的稱呼子珍。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你寄來的照片已經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學習，政治上進步。我們以後就是同志了。
這封信實質上是毛澤東向賀子珍宣告：他們的夫妻關係從此結束了。
賀子珍收到這封信後，她最後的一絲幻想和希望完全破滅了，她流淚了。她的第一根精神支柱是小兒子，已經倒塌了;現在，丈夫這一根精神支柱也完全倒塌了，生活對她來說，太殘酷了!兒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她剎那之間感到前途一片渺茫。
賀子珍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她同毛澤東生活在一起時，因受到毛澤東的影響，養成了晚睡晚起的習慣;到蘇聯上學後，曾刻意改變這種生活習慣，遵守學校的作息制度。但是，在毛澤東已婚的訊息得到確鑿證實以後，徹夜難眠的她，早上再也起不了床了，後來，連上午第一堂課也不上了。同時，她的身體也急劇地衰弱下去。毛岸英和毛岸青來了，兩兄弟想方設法使她開心起來。他們說故事，講笑話，道中蘇民俗的異同，談國內外的大事小事，閉口不提大家都牽念的那個人毛澤東。但是，他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沒有使賀子珍的痛苦有一絲的減輕。
賀子珍就是這樣一個執著的人，甚至，她的執著帶有一些偏狹，此時，只要她把心胸放寬些，勇敢地接受這個現實，或許她的痛苦可以減輕，或許她可以走出一條新路來。但是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風雨坎坷，早已使
她把自己的一切與毛澤東緊緊地聯絡在一起了，沒有了他，她不知如何生活下去，她不知道還有明天。
此時，賀子珍才30歲，遺憾的是，她走不出這個情感的圍牆，也走不出一個瀟灑的自我!
每個人的命運其實都是相似的，有的悲劇多一點，喜劇少一些，而有的人喜劇多一些，悲劇少一些，自己的路自己走，賀子珍的悲劇更多的是因為她嫁給的是一箇中國偉人，她需要付出的就要比別人多很多。
李訥，毛澤東主席和江青的女兒，1940年出生於延安，是家中唯一在父親母親身邊度過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孩子。北大歷史系畢業，退休前在北京市委工作，曾任全國政協委員。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發，李訥在《解放軍報》社積極參加了文化大革命。從1967年1月起，李訥先後擔任解放軍報版面組組長、《解放軍報》領導小組組長（相當於總編輯）。後來，她離開了解放軍報社，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工作。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李訥在政治上的職務被取消，曾一度賦閒，由中央辦公廳分配到警衛局宿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