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產有百花釀豆腐、蔥蛋蒸蟹管、當歸大棗雞、當歸蕙仁粥、豆腸炒高麗、杜仲素腰花、乾貝雞絲粥、枸杞山藥粥、海鮮粥、蠔油雞蛋麵、紅豆銅鑼燒、紅棗核桃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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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這裡既不依山傍水,又遠離喧囂的繁華都市,更不是世外桃花源,令人驚奇是卻被中國老年學會授予“中國長壽之鄉”榮譽稱號,成為獲此殊榮的全國八個縣(市)之一,成為中原大地上一道亮麗奇葩,這就是孔子祖籍河南省夏邑縣。
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這裡便有人類生息繁衍,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是黃河文化最早發源地之一。境內有清涼山,三里故堆,崇光寺等歷史遺址,記錄了先民們勞動和創造的豪情。夏代屬虞地,商代為慄邑,西周屬宋國,秦置慄縣,漢改為下邑,金末改稱“夏邑”,延續至今。
為何取名夏邑,民間傳說不一。最初取名下邑,是因地處低窪,取其低下之意。到了金朝,女真族對淪陷區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中原大地反抗民族壓迫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傳說當時下邑北是劉樓村,有個農民叫劉華夏,他看到金人對中原人民殘暴的奴役和殘殺,便聚眾數十人揭竿而起,十日之內發展到三千餘人。他們在劉華夏的帶領下,殺死女真族統治者,攻克下邑縣城,以下邑為據點,四處打擊女真官兵。同時,為表達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氣節,改“下邑”為“夏邑”。700餘年來,夏邑的名字相傳至今。
“治郡國者以志為鑑”。明嘉靖24年,始修縣誌,清順治、康熙、嘉靖年間又三次編修。在四部縣誌中,均設有《人物誌·耆壽》,記錄了明清以來長壽老人的個性特點和家庭情況,其中不乏百歲老人。1985年出版新編《夏邑縣誌》,記錄了數十名百歲老人,創造了令人豔羨的生命奇蹟。夏邑縣人民歷來有續家族譜的習慣,家族譜也證明了夏邑縣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族譜裡詳盡記載了一個個家族的歷史及興衰。據司姓族譜記載,司姓1至11世先祖平均年齡達86歲,其中百歲以上老人2人,一位104歲,一位108歲。由此可見,夏邑縣壽星輩出,是一片長壽的樂土。
關於其名,也有“夏邑為夏少康中興之都城,故名夏邑”的說法。
夏王朝是我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其都城也從黃河流域的山西南部高地向平原遷徙。夏王朝自大禹建國,有很多次遷都,僅就古籍記載就有十次之多。夏王朝在太康時期失國,國家政權被后羿所奪。夏人向東遷徙至今河南商丘一帶。夏王朝在少康時期復國,而今河南夏邑即是少康的中興之都。
夏邑另一個驕傲,那就是聖人孔子祖籍於此。
據《史記》等記載,孔子的祖先是殷商的後裔,周滅宋後,成王封微子啟於宋國,建都商丘。微子啟死後,微仲繼位,微仲就是孔子的先祖。微仲的四世孫弗父何本該繼位宋公,而讓給弟弟厲公,從此,弗父何的後裔不再繼承王位,被封為世襲公卿,食采邑於慄(今河南省夏邑縣,古城慄)。自弗父何五代傳承至孔父嘉,開始以“孔”為姓。古碑記載:弗父何以下六代(宋父周、世子勝、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睪夷)均葬在夏邑。睪夷生孔防叔,防叔為避亂,由宋國遷居魯國。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孔子。故河南省夏邑縣不僅是孔子祖籍所在,也是中國孔姓起源之處。
孔子多次回慄祭祖和考察殷禮,現在距離縣城北6公里處還建有“孔子還鄉祠”。儒學文化和孔祖文化博大精深,儒學思想根深蒂固,在儒學文化和孔祖文化“仁者壽”中,孔子提倡“仁者不憂”、“仁者壽”、“大德必得其壽”。仁者,不為私慾所動,不為誘惑所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無憂無慮,其樂陶陶。有了這平和的心態,就可淡泊名利,寵辱不驚,寢能安席,食能甘味。孔祖儒學文化的這種仁德思想在夏邑影響深遠,世代傳承,滋養著一代又一代人。據舊志記載,夏邑歷史上壽星、孝星眾多。為此,專闢“耆壽”“孝子”,記述了無數個壽星和眾多的孝子。
不讓學生髮論文的李衛東教授
李衛東是南開大學教授,因為他阻止自己的博士生髮表論文,反抗教育體制,引起輿論的關注。李衛東一向對發表論文與學位掛鉤深表反感,他曾說:“需要改變的不是我,而是這個制度本身。”但他這麼做是以學生的前途為代價的。他的學生雖然畢業,卻無緣學位。
在我們的觀念中,一個人與體制對抗,幾乎被視為一種悲壯的行為。但這次李教授卻將學生的前途和利益,當做擲向體制的“炮彈”,將自己包裝成鬥士,學生則淪為炮灰。悲壯裡卻沾染了太多的自私。
在當前的研究生培養體制下,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是博士們畢業的“必修課”。如,南開大學要求本校博士須在SCI或EI的索引源刊物(SCI和EI是自然科學和工科核心期刊的索引),發表至少一篇論文,否則就拿不到學位。這種“一刀切”的做法風行於各大高校。
這 種做法看似是對博士生水平檢驗,其實夾帶了高校利益的“私貨”。教師和碩士博士的論文數量,關乎學校的排名。於是,學校為功利,發表論文成評價教師和學生 的硬性指標,論文與教師的工資獎金掛鉤,與學生的學位和獎學金掛鉤。如此,學生的畢業權旁落到期刊編輯手中,滋生了“論文腐敗”,拿錢買版面,早已是公開 的秘密。
用論文“綁架”學位,顯然過於僵化,流露出體制積弊。如此體制固然是催生“學術超人”和“學術民工”的誘因。然,這牽扯到一個評價體系的問題。時下,中國教育的評價體系是量化的,對於博士來講,主要是發表論文的質量和數量。
顯然不能單純地以發表論文論英雄。不過除此之外,還有更讓人信服的指標嗎?有學者稱,“評價學生的能力有很多方面,如實驗能力、創新能力等”,難道寫論文不能體現出上述能力?若不能,又如何評判實驗和創新能力呢?
發表論文像高考一樣,弊端叢生,可又不能取消。在中國這個關係社會,一些需要自覺遵守的規則,處於被遺棄的境地。上文提到,在論文方面搞“一刀切”過於僵化、呆板和冷酷,退一步,如若沒有這個硬性指標,高校教師和博士們就會安心作學術?
在一個更好的考試方式或評價體系,被髮明創造出之前,高考不可能被取消;一個更好的學術評價體系被開發出之前,發表論文還將是核心重點。
在當下急功近利的社會,若高校教師的收入與論文脫鉤,博士學位亦與論文脫鉤,有多少教師和博士還能潛心學術?即便有這個硬性規定,仍然擋不住高校教師和博士們,搞各種兼職,撈取各種外快。
不論是高考還是發表論文,似乎陷入一種窘境: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硬性規定太多、太死,埋沒了一些人;若太少或沒有,則會放縱一些人。每年高考,總是有很多人衝著高考制度扔板磚;每年碩士博士畢業,總是有很多人衝著論文制度“開炮”。
對制度不滿,牢騷幾句可以,但是拿學生或者他人的利益作為犧牲品,來反抗體制,就顯得有些自私和過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