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市井習俗

　　滿族領主經濟的主要特徵是旗地國有以及農奴主對農奴的役使，它的瓦解相應表現為旗地的私有化與生產者身份的轉變。二者都是透過旗地土地買賣關係與租佃關係相輔相成的發展實現的。一般旗地的地主經濟因素從入關開始時迅速壯大，康熙末年，已成為普遍的經濟形態。

　　旗地買賣關係。旗地是滿族統治者分配給旗人的份地，只賦予佔有權和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因此在入關伊始便規定：旗地不準越旗交易和私售與民，違者以盜賣官田論罪。但普通旗人所得地畝本來有限，頻年出征不能用力於畎畝，地多荒蕪，加之天災人禍的襲擊，經濟地位極不穩定，於是從康熙初年便出現了八旗人丁典賣旗地的事件。

　　1670年（康熙九年）康熙帝頒行諭旨：“官員甲兵地畝，不許越旗交易；其甲丁本身種地，不許全賣”。④這表明，同一旗分旗人互相買賣土地使旗地合法化。土地買賣，是實現所有權的重要手段。

　　由於旗地本不準買賣，所以清朝在入關以後並沒有像對待民地那樣，建立管理土地交易的稅契制度。康熙以後，旗地典當活動愈演愈烈①，私家交易形成大量白契，日積月累，交易雙方經常為土地的歸屬與權益問題互相構訟，給清政府實行旗地管理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1723年（雍正元年），清政府正式建立旗地買賣的稅契制度，規定從此以後旗人典賣房地，必須到八旗左、有翼收稅監督處領取印契（又稱紅契，即官方頒給的財產轉讓證件，主要有地契和房契）；凡實買實賣者照民間例納稅（按買賣價銀的3％取稅）；至於典賣旗地亦准予納稅，年滿取贖時將原印契送兩翼監督驗看銷案。②對買賣土地進行稅契，歷來是土地所有權的法律保證，同時也是土地買賣合法化的重要標誌，因為只有當旗人土地私有權得到清廷事實上認可以後，才可能建立這種制度。於是，不準越旗交易的禁令便成為一紙具文。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清廷不得不面對現實，宣佈准許旗人不拘旗分買賣土地③。從此，不同旗分旗人間土地買賣不受任何限制。當時，旗民不準交易的禁令雖然沒有撤銷，但已不是對旗地私有權的約束，而是作為滿族地主兼併旗地的一個保障。

　　實際上，早在康熙年間，畿輔地方漢族地主就開始兼併旗地。由於有旗民不準交產的禁令，所以這種買賣多半是在“典”的形式下進行的。“典”是一種只讓渡使用權，但保留所有權及回贖權的財產交易形式。因為民人典買旗地時所定回贖期限很長，顯然等於變相的買賣行為。正如當時人指出的：“名曰老典，其實與賣無二。”④乾隆初年，畿輔地方的民典旗地已不下數百萬畝，典地民人不下數十萬戶，普通旗人手中的土地相當一部分已落人民人之手。在關外，旗地典賣事件也層出不窮，1673年（乾隆十二年）四月，盛京將軍達爾當阿提到，奉天旗人將旗地“以五六十年乃至一百年為期，寫立文契，典與民人耕種”⑤。到乾隆中期，奉天民典旗地已達12萬餘晌。⑥因此，無論就旗人內部還是旗民之間來考察，旗地買賣關係在乾隆年間均達到非常發達的地步。

　　旗地租佃關係。清朝進關以後，下層旗人因不具備農奴制的生產關係，紛紛改行封建租佃制，但就旗地莊園看，農奴制生產關係佔據主導地位。當時對旗地的提法一般是設立莊頭，撥丁耕種當差，“滿洲藉家僕資生”，大體反映了旗地經營方式的狀況。旗地租佃關係與買賣關係的發展，不斷削弱了領主經濟對土地生產者的人身束縛，使旗地的主要生產者由農奴轉變為佃戶。康熙年間禁止圈地和逼民投充以後，旗地上的農奴“贖身者頗多”。“資佃耕種，收取租息”已成為畿輔地方旗地經營的主導形式⑦。關外奉天地方旗人，原先“俱各力田躬耕，以資生計”，到這時也是“本身自種者少，僱民佃種者多”⑧。從此，關內外的滿族地主，都是招佃收租和僱工耕種，役使農奴的現象幾近絕跡。同時，清朝回贖的大片民典旗地，都是招佃收租，再沒有設定重新分配給旗人。到乾隆年間，一般旗地的地主經濟已經日益鞏固。

　　滿族喪葬習俗 滿族喪葬中，有所謂 燒飯 之禮俗。遼金時女真人就有將 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 的燒飯之俗。瀋陽滿族沿襲此俗，富貴人家還有將生前所御狗、馬焚燒的。以後，努爾哈赤、皇太極等統治者一再告誡要節省食物器用，除燒飯外，也不再焚燒狗馬，只將生前所用狗、馬率至墳前火堆旁，用鞭棍催打狗馬從火堆上奔跳過去就可以了。

　　努爾哈赤、皇太極時期的喪葬，仍有殉葬之惡俗。此俗亦系沿襲自遼金女真奴隸主貴族 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的故俗。努爾哈赤死，有大妃烏喇納喇氏、庶妃代音察、阿跡根三人從殉，雖然其中不無政治鬥爭的需要，卻反映著殉葬的陋俗；皇太極死，亦有二個親信侍衛從死。此惡俗，在滿族入關後逐漸消失，瀋陽滿族以後也不再保留此俗。

　　入葬後，喪家門外不設殃榜（一般漢族在門外設殃榜。所謂殃榜，是由陰陽算命先生開列的含殮日、生辰日、回煞日、避忌日），三日領魂不返家，寄送土地廟。服喪期間，喪家男女以白布袍帶為喪服。葬前，帶垂至前胸；葬後，男挽於腰間，女戴 包頭 。百日內，起居不釋白，男截髮，冠不綴纓；女剪髮，頭不戴簪花。

　　清帝王因政務繁忙，受漢族影響，皇太極之喪規定 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 。老皇帝死，新皇繼位，雖在喪期，臨朝大典時仍要求官員 冠宜綴纓 。

　　一般滿族人家，百日內起居不釋白。至百日，備香楮祭品到墳前敬奠，脫去孝服，稱之 釋服 。三年內，男不穿紅衣，女不戴簪花，保留著滿族的古制。

　　滿族有清明上墳插 佛託 之俗。此 佛託 大多為柳枝插上苞米核子，上貼五彩紙，插在墳上，意為 墳花 ，寄託哀思。

　　進入二十世紀，喪葬舊制有所改革，一個時期曾襲用漢俗，但喪服之制仍保留下來。解放後，又能了進一步的改變，現在喪葬舊制已不見了，代之以火葬和追悼儀式。

　　未出嫁且未梳頭的女兒、孫女，用長孝帶圍一寬箍，結於頭後，下垂脊背。至於孝服的吐邊、收邊，與旗籍大致相同。

　　旗人喪服和漢人喪服 喪禮在北京有種種的分別，喪服也因之有了不同。滿蒙喪服最輕（內務府三旗尤輕），漢軍較重，漢人最重。以前是一望便知是某族人的，近年旗人羼合漢禮，才漸漸不易區別。

　　滿蒙的喪服

　　旗族人因大小有個一官半職，雖只是一名 馬甲 ，只有二兩銀子錢糧，也不免有些官派，喪服便也官樣起來。滿蒙旗族男子喪服，穿 四開啟孝袍子 （啟唸作 器兒 ，即會典所謂袍幾裾），小領鈕釦和大褂一樣，除左右開啟外，前後還有兩開啟和袍褂的袍子一樣。父母以至祖、曾等直系尊親穿 大莊粗布 孝袍，衣邊外吐，謂之 吐邊孝 。不釘鈕釦，只釘布條，系粗布孝帶。頭戴青布小帽，只安青線帽頂，不用白帽結，足穿青布靴（後改青布鞋），鞋上也不蒙白布。孝服至輕，除孝袍吐邊外，幾乎看不出是親喪來。本族人丁，孝袍用 絨花粗布 縫製，唯胞侄為胞叔服孝也應穿大莊粗布孝袍，一切全和兒子為父母穿孝一樣，分別只在領子。子用白領，侄用青布領。凡穿絨花粗布孝袍的，可以不繫布條而釘紐袢。外甥為舅父母、姨父母，親家兒對親翁母，婿對岳父母皆應穿漂白洋布孝袍，是為孝服中最輕的。但如甥舅和翁婿本人家中已無尊長老親，也可穿絨花粗布孝袍。以前穿漂白洋布孝袍的，紐袢全用廣扣銅鈕釦。婿為岳父母服喪並穿石青馬褂（綢布均可），腰繫涼帶，帶活計（即 跟頭褡褳 、 表絹 、 扇套 等物）。

　　甥婿所穿洋布孝袍，皆用藍綢卷頭、挽袖，甥婿的區分，只在馬褂的有無。以前辦喪事並沒有遞送紙花的辦法，一律全送孝帶。至親送絨花粗布孝帶，遠親或朋情友好送漂白洋布孝帶，所以早年到人家弔祭，該穿孝袍的全散腰不繫帶，只等在靈前行過禮後喪家必用銅茶盤，雙手送過孝帶來，並說 您給免免罪 ，謂之 遞孝 。朋情不穿孝袍的也遞孝帶，至親過 探喪 的，在人死未大殮以前來探喪時，即送過孝帶。喪家富足還有對至近戚友送孝布的辦法。朋友穿孝沒有一定規矩，只看感情。其中義子為義父母穿絨花粗布孝袍的佔多數。

　　滿蒙旗族婦女的孝服，近年尤其不可多見，孝袍和男子沒有大的分別，只孝袍不留開啟，孝帶系在腰中，並由肩上背過背後（以死者的性別分男左女右）。旗族婦女因都梳 兩把頭 ，所以有 拆頭撂辮 和 不拆頭撂辮 的分別，又有 拆頭撂單辮 和 拆頭撂雙辮 的不同。婦女最重的孝服是為自己的丈夫穿孝。夫死，妻應摘去兩把頭，拆開頭□和燕尾，另扎一個大把，用青線扎把，將大把分為兩綹，編成兩個小辮，辮梢散開不繫辮繩。頭把上安白骨扁方（內務府人用銅扁方），長只三四寸，用發繞住將辮撂在腦後，然後用大莊粗布包頭帶子將頭上纏好，結於頭後用針卡住，所餘帶子頭即垂在身後，太長的可以拴在腰帶上，這叫作 拆頭撂雙辮 。兒媳為翁姑服喪也同樣拆頭撂辮，只撂一個辮，可以用青頭繩系辮梢，翁死撂左辮，姑死撂右辮，這叫作 拆頭撂單辮 。扁方可用銀或白銅質而較長一點的（扁方以骨質為孝重，銀、銅以短為孝重）。侄媳及近族女性用長兩把頭扁方，並可戴耳挖首飾。耳環也有區別：妻光耳，媳系青線，侄媳可以戴白銀圈。

　　所有拆頭撂辮的，在接三之日，孃家人必要在此伺候，等送三走後，即由孃家人代將撂辮梳上，至接三次日，再將辮子撂下，只妻子不再撂下雙辮，只撂左邊單辮。其餘諸人也照舊撂下，只等出殯下葬之日在塋地梳上，便永遠不再撂下，專候百日脫孝（侄媳六十日或五七、三七不等）。極遠族媳輩孝妝不拆頭撂辮，仍梳兩把頭，將左或右一把拆開（係指頭髮兩把頭）以死者男左女右為分，梳一小辮。頭上用絨花粗布作包頭，白頭首飾。親家媳婦和甥婦用漂白洋布盤倆雙十字，交叉在兩把頭上，腦門不圍箍，戴點翠首飾，也可以用青布將黃首飾包紮代用。內侄媳婦不拆頭也不撂辮，但用絨花粗布包頭，作交叉十字，並將腦門箍著，以示和撂辮及洋布的區別。凡拆頭撂辮的，都應有跪靈陪孝的義務，甚至出殯後各回自宅也按著定製穿孝。

　　旗籍的喪禮由清中葉以後事事講排場，禮節儀式雖極其隆重，哀痛的表示較比漢人卻薄得多了。孝子除孝服外，內衣是不注意更換的。孝期是為母親服三年喪，為父親服二十七個月喪。只在百日之內穿孝袍，過百日即換青衣，以至除服，並沒有穿白一年、穿灰青各一年的喪制。尤其出閣的閨女，孝服更輕，和甥婦差不多，外孫也不跪靈，這個原因是根據清代帝室對於外戚 尊而不親 的緣故。

　　漢軍八旗編入的成份很複雜，大部是明代居住滿洲的漢人及入關後編入的河北、山東各地的漢人。此外還有清真教入漢軍旗的（如黃、馬、金、鄧等八家回民），俄國阿拉巴金人、朝鮮人、安南人、金川人等都包括在漢軍旗內。因此，漢軍旗人的喪禮在清初時各自不同。沿至清末除回八家尚守天方教禮，俄羅斯牛錄下旗民還守東正教禮外，其餘的和滿蒙旗已大致一樣了。

　　瀋陽滿族之家，有祭祀或喜慶事，要殺牲吃福肉，要請親朋作客，讓於南炕上坐。家人要將福肉敬獻尊長客人。肉是白煮，不準加鹽，特別嫩美，客人用刀片吃，佐以鹹、酸菜、醬。客人進門向神主叩頭，轉身入座吃福肉，吃完就走不準道謝和擦嘴，否則是對主人不尊重。農村有年節殺牲祭祀請親朋賓客吃福肉之習。供方子肉為四時吉慶；供魚為吉慶有餘；供粉花是保佑後輩發家；供大蔥要剪去蔥根，紮成一把，標誌著本家後輩聰明伶俐，光宗耀祖。

　　同姓婚娶，不論輩份。 在努爾哈赤統治前，滿族有嚴重的同姓血緣婚的習俗。明《岷峨山人譯語》雲：“胡俗婦喪其夫，其家男子即收妻妾。父子兄弟不論也。他適，則人笑其不能贍其婦。”《建州聞見錄》雲：“嫁娶則不擇族類，父死而子妻其母。”如多爾袞的親侄肅王豪格犯了罪，多爾袞即娶豪格之妻為妻，就是“婦喪其夫，其家男子即收為妻妾”之一例。至於“不擇族類”、不分輩份的婚姻就更多了，如努爾哈赤把他的親妹妹嫁給六祖豹石之子，就是一個例項，又如，皇太極既娶蒙古科爾沁貝勒莽古思的女兒為孝瑞後，又娶了他的孫女為孝莊後;順治既娶蒙古科爾沁貝勒吳克善的女兒為後，又娶吳克善的侄孫女為孝惠後，都是姑侄同嫁一人。

　　這種不論輩份的“亂倫”的姻親關係，反映了滿族早先氏族制社會中原有的群婚制殘餘。後來，隨著滿族的逐漸漢化，封建的“倫常”觀念深入人心。不論輩份的婚姻才逐漸減少以至於消失。清天聰五年(1631)有諭旨頒下：“凡取繼母、伯嬸母、弟侄婦，永行禁止。……如違此例，同族嫁娶，男女以奸論。”(《皇清通志綱要》卷二)

　　此外滿族貴族婚娶都講究門當戶對，不與平民結婚，從清初到清末，這種嚴格的等級觀念都是牢不可破的。

　　滿族的婚姻禮儀也帶有民族的特色。 順治入關以前，婚禮甚為簡單，人關以後，受漢族文化的影響，漸漸形成一套繁瑣細密的禮節，大體有以下幾個過程：“相看——插戴(下小定)——過禮(下大定)——婚禮——回門。”

　　相看即男家主婦至女家，問女年齡，觀看容貌。

　　插戴叉叫放小定。插戴就是訂婚的意思。初“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置聘禮，……”(《遼海叢書·翰苑·蕃夷部》)到清初和中期，演變為“諏吉行插戴禮，至日預扶新人端坐於榻，夫家尊屬若姑嫜諸母、諸嫂輩往之女家，以首飾、珠玉親手簪之”(《聽雨叢談》)。

　　過禮，或日放大定。實際上就是女方把賠送的嫁妝送到男家，男家也以許多金、銀、綢、緞、酒、餅、鵝、羊送到女家。

　　婚禮時洞房的擺設甚為講究。由女全科人(即父母子女俱全的人)鋪床.被子四周放棗子、花生、桂花、粟子，取意“早生貴子”。後請人在房內徹夜鬧騰，名日響房。據說可驅除鬼怪。婚禮前，還要先把花轎放在院子裡，叫做“亮轎”，謂在光天化日之下，亮一亮，可避鬼怪。

　　結婚典禮習俗很多，獨具特色的有：新娘到男家，洞房前面的地下放著一火盆，讓喜轎抬著新娘由火盆上經過，據說是為了避邪。喜轎到了洞房時，新郎手裡拿著弓箭，向密閉轎簾的轎門連射三箭(朝轎底射，以免傷著新娘)。這可能是過去遊牧騎射時期搶婚遺留下的習俗，要把追趕來的敵人射走。但也有人說是為了趕走跟著喜轎來的鬼怪。

　　新郎與新娘按男左女右並肩坐在床上帳內，全科人把新郎的右衣襟壓在新娘的左衣襟上，據說是表示男人應該壓倒女人的意思。這就叫做“坐帳”。坐帳後，新郎新娘一起喝“交杯酒”，吃“子孫餑餑”(即煮得半生不熟的餃子，以取“生子”之意)、長壽麵。

　　第二天早晨，新郎就到父親、母親處道喜。至於新娘，則仍須在房中床上靜坐到第三天的早晨才能下地出房。在這三四十個小時裡，新娘照例不準大小便。因此，在結婚前一兩天，新娘就不喝水不吃飯，或少吃少喝}只吃雞蛋，以免在坐床時“丟醜”。這樣做，據說為的是“關一關新娘的性子”。到了第三天早晨，新郎和新娘先到祠堂和佛堂前叩頭，然後回到家中向父、母行三跪九叩之札，向伯、叔、嬸母、姑、兄、姊行叩頭禮，“叩頭禮”叫做“分大小”，即新娘和家中人開始分清尊卑大小，親疏遠近的關係。

　　回門在結婚後第三天上午，當天必須回男家。到了第十二天，新郎和新娘又回孃家，這次可以在孃家住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