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派的形成

　　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武術舞蹈，同一主題，出自不同的創作者或演繹者，也給人不同的感覺。古琴文化亦如此。

　　琴文化本身就是一種非常個性化的藝術，不同地域、不同師承的琴家的風格彼此都不相同。同一地域、同一師承的琴家的風格也是各有特點而不盡相同。同一曲目，不同的琴家就會有不同的理解，而形成不同的風格。

　　所以，在琴的領域，也同樣有流派之說。所謂流派，是指學術、文藝方面的派別。這裡所說的派別，是指依照共同的義理或風格而探討學習的不同的群體。

　　琴文化領域，也和其他學術領域一樣，存在著多種藝術觀點和演奏風格。琴家們各自遵循某些共同琴道觀點和風格，而形成一定的琴家群體，就是所謂琴派。

　　同一琴派中的所謂共同特點，一般取決於地方色彩、師承淵源、本派所依據的傳譜、琴學觀點及基本演奏風格。

　　琴派是怎麼形成的呢？琴樂是人心靈的外在體現。不同琴家，對於琴文化的理解，自然也受其天資、性格、個人修養、思想境界、心理狀態的影響。隨著理解的不同，流露於指下，則神韻各異，形成不同的藝術風格。風格相近者，最終形成琴派，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琴派的形成，主要因素約可總結為三個，即：地域影響、師承影響、傳譜不同。

　　所謂地域影響，是指同一地域的琴家，便於尋師訪友，相互切磋琴藝，加之民風相近，性格往往相近。如此相互影響，較易形成默契，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理解和風格，最終形成琴派。

　　所謂師承影響，是指卓越的琴學家，由於其深厚的造詣，獨樹一幟，得到大眾的仰慕，以致琴人相繼隨之學習。如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師承體系。同一師承的琴家，遵循恩師的教導，往往對琴道的理解和演奏的風格相同或相近，最終形成琴派。

　　所謂傳譜不同，是指隨著琴譜的普及，不同琴家，依照不同的琴譜鑽研琴學。學習同一琴譜的琴家，則更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理解和風格，最終形成琴派。

　　自唐朝起，琴學流派就已見於著錄。如隋唐趙耶利所述：“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延徐延，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之俊。”

　　北宋時，亦有京師、兩浙、江西等流派，並有著錄評價說：“京師過於剛勁，江南失於輕浮，惟兩浙質而不野，文而不史。”

　　到了明朝，江、浙、閩派也有很大影響。如明朝劉珠所說：“習閩操者百無一二，習江操者十或三四，習浙操者十或六七。”

　　明末清初以後，至於現代，相繼又出現了“虞山”、“廣陵”、“浦城”、“泛川”、“九嶷”、“諸城”、“梅庵”、“嶺南”等著名琴派。

　　現代通訊技術發達、交通便利、文字音像資料較多，給於了現代琴家便利的學習條件，使之能夠廣求名師，研討琴學。所以，現代的琴文化領域，各琴派之間，得以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取長補短。因此，現代的很多琴家，都能吸取多派長處，形成自己獨立鮮明的風格。

　　古琴，又名七絃琴，是我國一種古老樂器，古琴有三種基本音色，即宏亮如鐘的散音，清透明亮的清音和優雅柔美的按滑音，表現力非常豐富，二千多年來，流傳大量琴書，保留了三千多首曲譜，有《梅花三弄》《廣陵散》等名曲，古琴藝術在各地形成了若干流派，如四川的川派，浙江的浙派，山東的魯派，江蘇常熟的虞山派，揚州的廣陵琴派等。

　　揚州的廣陵派古琴，歷史悠久，可遠溯到唐代，但真正形成廣陵琴派是在清初。代表人物徐常遇，著有《澄鑑堂琴譜》，其子徐枯、徐偉也是古琴名家。康熙皇帝曾召見他倆演奏，後輯成《五知齋琴譜》，為近代流傳最廣的琴譜集。二百多年來，廣陵琴派代有傳人，至今仍是琴壇上一大流派，代表曲目有《漁歌》《樵歌》《昭君怨》《漁樵問答》等，尤以前二者最能表現廣陵琴派之長，既存北派剛鍵之氣，又蘊南派柔和之情。

　　1932年，以著名琴家孫紹陶為首建立了廣陵琴社，先後培養了一批很有影響的琴人。廣陵琴社於1984年正式恢復，為繼承和發揚廣陵琴派的古琴藝術，琴社先後舉辦過三次古琴訓練班，以培養青少年接班人。廣陵琴派的古琴藝術正在煥發青春。

　　“浙西詞派”形成於清朝前期，浙西詞派是清代前期最大的詞派，影響深廣。其創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者都是浙江人，故稱之。朱彝尊與該詞派其他主要作家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龔翔麟並稱“浙西六家”。

　　浙西詞派的詞論主張，在當時有一定現實意義。它是企圖匡正明代詞壇俚俗粗陋之流弊，以醇雅清空來洗除纖靡淫哇之頹風。出發點有積極性，也收到了一定的客觀效果，不但在當時有號召力，而且對於整個清代詞壇影響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