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中國需要新的思想啟蒙

　　中國社會需要一場新的啟蒙運動，或者說我們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無論啟蒙還是思想解放，都是要擺脫愚昧，擴大見識，抵制各種精神壓制。

　　上世紀80年代，西方思想大量湧進中國，中國傳統觀念在現代社會做的各種“巢”受到猛烈沖刷。那次啟蒙運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思想程序，確保了改革開放30多年相當強勁的前行。

　　今天在中國人的思想層面還有“神”嗎？有。它是誰？它已不是傳統意識形態中的那些符號，它恰恰是幫助中國社會衝破舊思想桎梏的那股力量。它就是“西方價值觀”的逐漸被神化，甚至被“原教旨化”。

　　被極端化了的西方價值觀尚未在中國形成無處不在的統治地位，但它的確俘獲了知識精英中的很多人，並且逐漸影響了中國輿論的語境。它在創造輿論場上新的“政治正確性”，對相反意見已經具有一定的壓制力量，它在走向自身的反面，損害思想的自由。

　　中國經歷了數百年的積貧積弱後，改革開放所獲得的成就仍難以有效支援中國人思想上的自我創造，更談不上精神的“自給自足”。中國對外來思想的需求依然很大，我們仍是思想的“淨進口國”。

　　但輸入思想的同時，中國社會必須有能力進行甄選和為我所用。中國近代史上有過很多被外來思想完全控制的教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曾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吃了大虧。是馬克思主義的大規模“中國化”改變了歷史程序。

　　將西方民主主義也做一次徹底的中國化過程，是西方思想在中國結出正果的必由之路。西方民主主義需要從“神”的位置上走下來，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相結合，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繼續前進的有益思想資源。

　　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需要擴大見識，也擴大胸懷，看清楚中國改革和中國崛起在歷史縱向以及現實世界中的真實位置，看清中西博弈的各種深刻影響。中國太大了，其對西方模式的複製需要太多歷史和現實條件，它們都不存在。中國“西方化”就是少數理想主義者的一廂情願。

　　中國這100多年不斷學習西方，但就是“不像”西方，這是歷史給這個東方大國規定的宿命。中國要走一條自己的路，這不是中國人閒著沒事想“摸索”，而是西方模式根本就裝不下中國這個“大塊頭”，無論在技術上還是戰略環境上，中國“摸索”都是迫不得已的。

　　中國的複雜和世界的複雜不可思議地攪在一起，用西方寶典指導中國的前進，它的低契合度，已經透過其他國家痛苦不堪的“西方化”過程向我們發出警告。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把西方思想當“聖經”去膜拜，而是平視它，用實事求是精神審視它。

　　不戳破中國輿論場上西方這個“神”，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如果不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做到精神上的不卑不亢，中國改革的思想環境就無法正常起來。這樣的思想啟蒙需要從較高層面做起，至少在今天，推動它的社會力量顯然不足。

　　然而新的思想啟蒙已是中國走向未來必須做的。需要一大批有號召力的思想大師和意見領袖勇敢站出來推動它。如果歷史最終青睞中國，它一定會安排他們的出現。

　　《南方週末》新年特刊被廣東省委宣傳部改動一事，被該報記者透過微博抗議後，昨天在網際網路上已是沸沸揚揚，一些境外媒體也關注到此事。網際網路上有不少意見領袖支援《南方週末》編輯部，微博上還出現以該編輯部落款署名的措辭強硬的宣告。這樣的公開衝突在中國媒體中相當罕見。

　　實事求是說，重大報道接受官方的某些意見，這樣的經歷中國很多媒體都有過。官方對媒體的重大報道做些具體指示，這是中國新聞管理時而穿插的一種方式。總體來看，中國的新聞報道越來越開放，來自官方的具體指示似呈逐漸減少的大趨勢，但與此同時，媒體管理的大結構沒有變。

　　這次《南方週末》事件，是媒體管理模式遇到挑戰的突出例子。這種挑戰其實一直在積累。長期以來，很多媒體針對政府部門的指示打“擦邊球”，官方和媒體都挺累。微博的出現，給媒體記者提供了額外陣地，不斷有宣傳指示或執行過程被捅到網上，出政府部門的“醜”。

　　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媒體治理環境都在快速變化。社會多元化推動了思想多元化，西方價值觀影響了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對輿論界的影響尤其大。與此同時，中國市場化媒體在體制上也紛紛脫離事業編制，它們競爭激烈，生存環境嚴酷，媒體人境遇也大不如前。

　　在國家大的路線方針框架下，以及在現有管理體制下做探索創新，這對很多媒體人缺少吸引力。媒體人更流行的探索是如何使“普世價值”在中國的落地最大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媒體的利益。很多人對這樣做的“正義性”堅信不疑。

　　中國處在社會轉型期，不可否認，一些媒體人對“普世價值”的推崇，成為促使中國進步複雜合力中的推力之一。中國治理難就難在如何管理那些常常是錯綜的、甚至南轅北轍的各種力量。

　　現實或許是，老的媒體管理體制不可能原封不動繼續下去。時代在前進，管理需要與時俱進。中國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有了千絲萬縷的交叉和聯絡，人員流動性大得驚人，從業者實現利益的方式也早已突破了傳統，而且中國境內外的媒體也有了很方便的互動。傳統管理已經裝不下如此龐大的複雜性。

　　然而無論怎麼管理，中國媒體不可能成為同西方一樣的媒體，這應是中國所有媒體人選擇入這個行時最基本的判斷。中國的政治體制與西方不同，媒體無法脫離國家政治現實而單獨、浪漫地存在。媒體是中國改革最活躍的因素之一，但它的擺動幅度不可能是無限的。

　　中國媒體需要走一條富有本國特色的發展之路，契合國家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中國媒體的唯一現實之路，也是光明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幻想，根本走不通。

　　在網際網路2.0時代管理媒體是件很難的事。因為很多人認為任何“管理”都是對“新聞自由”的干涉，就像網際網路立法一樣，在輿論場上很容易受到牴觸。

　　有效的媒體管理不能僅僅依靠權力，還需要從業者對管理的必要性達成基本共識，很多管理目標需透過媒體的自治來實現。官方需要為創造這樣的共識多想辦法，多下功夫。

　　希望《南方週末》的這件事能對管理部門，也對媒體從業者們都帶來觸動。中國要繼續前進，決不是透過簡單的管理或者簡單的對外模仿就能實現的。我們得接受這幾代人不得不糾結、反覆探索的宿命。

　　根據於省吾先生在《釋中國》一文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證 據，是1963年在陝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為古代的灑器，用青銅製成）上的銘文。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 國，自之闢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後，就舉行了一個莊嚴的儀式報告上天：“我已經據有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銘文的前面還提到“惟王初 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

　　在《尚書》的《梓材》一篇中，也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皇天既會中國民越厥疆於先 王”。由於《尚書》中不少內容是出於後人的追記，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參半。有了何尊銘文這件物證，《梓材》上的話就完全得到了證 實。可見在周武王和他的兒子周成王時的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了。

　　關於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這樣看 來，“中國”一詞有三千年的歷史了。當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經有人用過，或者已經出現了，但即使有，也不會太久，因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 過“國”或“或”（與國字相通）二字。

　　“中國”的本意是什麼呢？這還得從“國”字說起。“國”與“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當 先民因農業的發展而定居下來以後，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居民點和城市，城裡稱為國，城外近處就叫做郊人。開始時，國的差別並不大， 但以後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則已經擴充套件到原來幾個國的範圍。於是大的單位就被稱為“邦”，小的單位還稱國。再行後，由於一位首領或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 個城、邑，即不止一個“國”，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就是以後將都城稱為“國”的來歷。

　　正因為一個“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範圍很小，大的也不過相當於今 天一個小縣城，小的大概只等於一個“三家村”。由於絕大部分國人也得從事農耕，國中也包括大片農田，所以一個國的範圍比單純的居民點還是要大些。可以想 像，這樣的國的數量必定很多。相傳大禹召集各國在塗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據說參加並表示接受大禹領導的有“萬國” 之多。當然，“萬”並不是實數，但數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湯的時代，已經減少到3000多個。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紂王，到達盟津（一作孟津，今河 南孟津縣西南黃河上）時，原來歸屬於商的國（史稱諸侯，實際是用了以後的名稱）有八百個投向周王。到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據說還有1773個。

　　西周時，周王被稱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但無論天子還是諸侯，他們居住 的城邑都是“國”。既然同時存在那麼多的國，在名稱上就漸漸產生了區別。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前面提 到，周武王在滅商後，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就是因為已經佔有了商的京師。《詩經．大雅》中的《民勞》篇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 以綏四國”的詩句，很清楚地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