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一詞可以在不同語境中表示不同的含義。在一般用語中，神話一詞表示所有荒誕無據的說法；在文學中，神話指表現諸神、半神以及英雄的神奇故事的幻想性敘事文學；在文化批判中，神話指一個社會共同體所公認或者被強加的關於自身歷史和意義的宏大敘事或意識形態，如人們常說的政治神話和國家神話等；在人類學和民俗學中，神話指在一個族群中世代流傳的關於世界、人類、自然萬物、人文諸相等之來歷和意義的傳統敘事。“神話學”則是人類學和民俗學中研究神話的一個分支學科。“神話”一詞源於古希臘的mythos，而這個詞在古希臘是與logos一詞相對而言的，赫西俄德和荷馬對這兩個詞的用法就已經體現了兩者的對立，在他們的敘事詩和史詩中，神話通常指強者的富於權威性和真理性的權力話語，而邏各斯則指弱者的充滿欺騙和誘惑的花言巧語。在用詩歌寫作的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中，兩者的這一語用學對比得以繼續，並被進一步引申，神話指由神賦予靈感和權威的話語，它具有毋庸置疑的真理和無可違抗的力量，而邏各斯則指依靠說服和論證方能讓人信服的世俗性話語，其真理性和權威性是有待於用事實和道理證明的，前者通常是指詩歌，後者則主要是指散文。總之，在前蘇格拉底時代，“神話”是較之“邏各斯”高階的話語範疇。但這種等級觀念在蘇格拉底之後發生了逆轉。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常常流露出對神話的不敬，而柏拉圖本人則對神話進行了重新界定，徹底顛倒了神話和邏各斯的等級關係，在他看來，“邏各斯”才是真理的源泉，而“神話”則是虛假的騙人的，荷馬等詩人所講述那些關於神的故事完全不符合神的理念和城邦的道德規範，只是對教育兒童、婦女和低等級的人才有用。柏拉圖對神話的指責是與其對詩人和詩歌的指責同時進行的，在《理想國》中他羅列了詩人的一系列罪狀，最後決定把詩人趕出“哲學王”統治下的“理性國”。柏拉圖對於詩人的放逐，不僅僅是兩種價值觀的鬥爭，也不僅僅是詩人和哲學家爭權奪利的鬥爭，它其實反映了兩種文化傳統之爭，一方面是以荷馬史詩傳統為代表的古老的口頭傳統，一方面是以新興的“愛智者”權貴為代表的書寫傳統。前蘇格拉底時代的著述都是用史詩體的詩歌和韻文“寫”成，說明這些著作原本是口頭吟誦的，與史詩遊吟傳統一脈相承，蘇格拉底本人沒有留下任何書面著述，只是以公開的和私下的演講和辯論作為授業解惑的手段，而柏拉圖則開始了用散文書寫的傳統，但其作品也大部分是用口語寫成的對話錄，說明柏拉圖正處於從口頭傳統到書寫傳統的轉折點上。文字和口語是兩種大相徑庭的表達媒介，決定了書寫傳統和口頭傳統在修辭、表達、行文、敘事等各方面都迥異其趣，並進而形成了兩種傳統對於真理、權威等的不同判斷標準和價值標準，按書寫傳統的表達方式衡量，口頭傳統的表達顯得不可理喻、匪夷所思、難以理解，因此，口頭傳統就喪失了其原本作為真理和權威源泉的正宗地位，其中那些世代流傳的關於諸神的故事被柏拉圖視為“虛構”和“謊言”。由此可見，所謂“神話”，在柏拉圖這裡，不過是書寫傳統從其本身的真理觀和價值觀出發對於口頭傳統的重新定位和判斷，從一開始就滿含著書寫文明對於口頭文明、知識新貴對於傳統知識的偏見。柏拉圖對於神話和詩歌的抨擊和批評是西方學術史和思想史上把神話當成學術談論話題的開始，儘管在當時神話學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但柏拉圖對於神話的這種滿含貶義的界定，卻奠定了後世西方神話學規定和看待神話的認識論視野和價值觀取向。對“神話”一詞涵義的截然對立又相互糾結的兩種理解就由此而來。一方面，從本體論的角度看來，神話是一種文化傳統中世代相傳的真理、智慧和歷史記憶，是一種文化傳統理解宇宙、歷史和命運的根本依據和意義源泉，是一種文明的精神核心和宏大敘事；另一方面，從學者的認識論的角度看來，神話是一種早已過時的、喪失了存在依據、不合乎理性邏輯、無法證實的荒唐話語和虛假知識，應該從人類知識中清除，代之以理性知識。也正是“神話”一詞涵義的這種內在張力，形成了神話學學科內部的固有矛盾，並導致兩大神話學流派的分歧，即啟蒙主義的神話學和浪漫主義的神話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