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林則徐小學好不好

　　福州林則徐小學鼓樓區乃至福州市目前校舍最新最大硬體裝置最先進的一流學校。有關福州林則徐小學的內容如下：

　　1、福州林則徐小學是在原福州市鼓樓區第三中心小學、道山路小學、宮巷小學的基礎上易地新建的一所小學，地址在鼓樓區南街街道道山路。新建林則徐小學是福州市三坊七巷保護修復重要工程之一。

　　2、福州林則徐小學佔地24.5畝、總建築面積13901平方米、總投資3000多萬元的學校，具有26個教學班，容納300多人的報告廳、階梯教室、舞蹈廳、自然實驗室、勞技室。

　　林則徐 清代終結後，兩極化的林則徐形象再度演變，民國時期的歷史書對其多有反思乃至批評。而1949年後對林的評價以褒為主，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有清官情結；有階級鬥爭思維；有群眾路線；有反帝愛國的主題；甚至有“改革開放”。林則徐就這樣走上了歷史神壇。

　　民國時期，具體來講是在20世紀30至40年代，出現了幾部影響較大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對林則徐的評價還是有好有壞。

　　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雖然肯定林則徐“不顧一切，毅然禁菸”的行為乃“民族之光也”，但卻同時批評“其失敗之主因，多由於對外知識之淺陋”。

　　193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蔣廷黼的《中國近代史》，批評明顯多了：“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作者舉證認為，林則徐在私函中言及中西技術差距，十分透徹，但他雖有此認識，卻礙於名譽，不敢提倡改革。

　　1949年後，近代史教科書及相關著作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林則徐的歷史形象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5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說林則徐是少數進步人士的代表者，這種進步性主要表現在依靠人民的力量云云。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增平的《中國近代史》，說林則徐自到廣東以後，就著手整頓廣東海防，並開始瞭解國外情況；特別是林則徐有依靠民眾的思想，深信“民心可用”，確認民眾“必能自保身家，團結禦侮”。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來新夏的《林則徐年譜》，給林則徐定位如下：堅決維護民族利益的愛國者和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楊國楨的《林則徐傳》，1995年又出版了其修訂本，給林則徐的定位是：傑出的政治家與民族英雄，領導禁菸抗英鬥爭和探求西方知識的努力，在近代歷史上起了先驅者的作用。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傅美林、陳文蔚的《新編中國近代史》，說林則徐厲行禁菸政策，但並不反對正常的中外貿易；提出“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的主張；林則徐用心研究國際形勢，派人翻譯外國書報瞭解情況。1994年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鄭師渠的《中國近代史》，書中說：虎門銷煙後，林則徐宣佈開放中英貿易，但要求進口商船出具甘結，保證永不夾帶鴉片；林則徐反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行徑，但是並不禁止外商進行正當貿易；林則徐還不顧清政府高階官員不得與外國人往來的慣例，向他們宣講清政府的禁菸政策，溝通了中外之間的必要聯絡。

　　在這些歷史敘述中，為了襯托林則徐，琦善等人甚至道光都成了反動派、昏君、賣國賊。如果不是他們的搗亂與破壞，廣大人民群眾在林則徐的領導下，肯定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林則徐就這樣走上了歷史神壇。

　　（公元1785--1850年），中國近代傑出的地主階級政治家，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字元撫，又字少穆，福建候官人。林則徐出身在一個下層封建知識分子家庭，生活比較清貧。但他學習刻苦，13歲中秀才，1804年中舉人，1811年中進士，被選為翰林院應吉士，開始了仕途生涯。林則徐曾與龔自珍、魏源等人擔保經世致用之學。在東河河道總督任職盡力修漢黃河，任江蘇巡撫期間，體察民間疾苦，興修水利。林則徐痛感鴉片流毒中華，造成民窮兵弱白銀外流，主張嚴禁鴉片，成效卓著。1937年12月底，受命為欽差大臣，帶領廣東水師，前往廣州禁菸。次年3月，林則徐抵達廣州，責令外國煙販繳出鴉片，宣告他禁菸的堅定立場和決心。為了瞭解兩方的情況，他又派人翻譯外文書報，親自主持譯編〈四洲志〉，成為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主張對外商區別對待，鼓勵並允許正當貿易，嚴禁鴉片走私。在人民群眾的支援下，迫使義律和外國煙販繳出鴉片二百多萬斤，於6月3日至25日在虎門海灘當眾銷燬。與此同時，林則徐大力整頓海防，積極準備戰守。他相信民心可用組織同練，招募漁民、蛋戶丁壯五千人為水勇，屢次打敗英軍的武裝挑釁。他還購買了西洋大炮以加強防備，主張學習西方的長技，建議仿製西方先進的利炮堅船。1840年1月任兩廣總督，鴉片戰爭爆發後，由於設防嚴密，使英軍在廣州無法得逞。英軍沿海北上後，林則徐遭到誣陷而被革職，先派赴浙江，不久充軍伊犁。在邊疆興修水利，開闢屯田，建議兵農合一，屯墾戍邊。

　　林則徐非常警惕沙俄對西北邊境的傳略，曾預言沙俄將是中國的大患。1846年，被重新起用，曾任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先後鎮壓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少數民族起義。1849年，因病辭職回鄉。這時廣西的拜上帝會非常活躍，1850後被再度起用，受命為欽差大臣，奔赴廣西處理軍務，鎮壓拜上帝會，在廣東潮州途中病死。